卢鸿此文与当代世人行文大异，全由《古文尚书》中人、事迹以及地名、语言等文中内容中地破绽发，一一考证其不可能为上古时成文。文中所言，可谓证据确凿。如书中现很多孔安国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论语》相左等等。经卢鸿在文中考订之下，真伪立现。众人皆是久浸经书之人，认认真真将考证看完，都接受了此说，再无异议。

卢鸿心中也颇为沉重。对于孔颖达，虽然学业上直接的指不多，但孔颖达对自己备加关，其为人为学，又均可为师范。见孔颖达如此，卢鸿也不好受。只是静静站在孔颖达后，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

作。卢鸿便提议将这些人组织起来，照统一的字词规范等，修订原书错误之。

比如《诗经》第一篇鼎鼎大名的《关>之洲；窈窕淑女，君好逑”本是一篇标准地情诗。但以《诗。注》解来，便言：“言后妃有关睢之德。者。妒。和好众妾上去了。其他各诗，更是生搬，搞得如同猜谜一般，全是帝德臣忠女贞男良这一派。

最后卢鸿便与王德昭提，共拟一篇关于《古文尚书》为伪的考证文字，由组内诸家共决。孔颖达思之再三，最后也同意此议。

《尚书》地传，最多纠葛。秦焚书时《尚书》因之散佚，至汉时伏生凭记忆传授，仅得29篇，史称《今文尚书》。后景武之时，在孔宅中得秘藏古经，其中有《尚书》，以战国古文写成，是为《古文尚书》。此书因无传授，渐渐失传。直到东晋，梅献号称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59篇，便是世间通传的《尚书》。此时人对于《古文尚书》，均信不疑。直到南宋朱熹，才渐有怀疑。至明人梅

孔颖达自然也无话可说。他自幼习郑注《尚书》，又从刘悼治孔氏古文，自来以其为自己立学之基。此时卢鸿以无可置疑的考证明其为伪文，一时脸黯然，沉无语。

那《书》便更麻烦了，因为卢鸿提地观更是另人震惊：卢鸿认为，整《古文尚书》均为后人伪造，应当自《五经正义》中剔去！

而有两经，因为卢鸿的参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便是《诗》与《书》。

《诗》便是后世所称的《诗经》。乃是我国第一诗歌总集，共收自西周初至秋年间地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

微一沉，孔颖达又复言：“《古文尚书》为伪一说，在座之人再无疑义。以老夫之见，便将此文附于奏折之后，上呈朝，竟将那伪尚书，排除于经书之外为是。今日之会，能回数百年之非，还其面目，再无贻祸后人之忧，功莫大焉。”众人闻听，也不由轰然称是。

王德昭此人平时最是稳重，且他主修的，正是《书》与《诗》这两经。卢鸿初提《古文尚书》之伪时，王德昭首先便持赞成态度。因他修《尚书》，平时便觉得诸篇文字不似古文，有存疑之，本有此疑虑，此时自然站在卢鸿一边。

卢鸿此时提此议，别说他人，便是其师孔颖达，也是不以为然。孔颖达受业于刘悼，对于《古文尚书》颇为推崇，信不疑。要他一时接受卢鸿的观，自然不是容易的事。

唐以前解《诗》，照孔所说“诗言志”为纲。所谓诗言志，乃是认为，任何诗作，均是士大夫借以抒发情志之言。因此这些《诗经》中地篇章，大多被安排了明确的政治背景及喻意。搞得一《诗经》。成了一政治诗集。

当然修书小组中，也有支持卢鸿观之人。其中支持最力者，便是王德昭。

倒是孔颖达片刻后缓过神来，微微一笑对卢鸿说：“卢鸿你不必担心。人说当仁不让于师，圣人之言，我辈自当践行。当年先师为学中如有不足，老夫也是不惧当面对论。有你这样的学生，能直指先人之非，是老夫的福气才是。呵呵，只是学了它一辈，一时觉得有些转不弯来罢了。”

所规范，孔、颜二人在卢鸿的建议下，为每一经均完纲，以此为领，订证经义。

卢鸿自然是不会同意这一说法，在他写的《诗》经纲要中，提“情说”认为诗歌起源于情，情有所动。声发乎外。之自然。又采风之说，认为上古帝王政务质实，一切从简。无须讽谕。《诗》三百，虽有讽励人之作，但多是民间众生，唱情抒怀之作。前人因曲解孔“诗言志”句意，才将诗全然于时政，不免有指鹿为之嫌。

卢鸿此说，在修书小组内颇有争议。最后反复讨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孔颖达最终决定支持卢鸿此议，才使此说得以通过。其实唐时诗歌盛行，文人对于诗的理解，较之汉时大有步，故卢鸿此说，方能得到多数人地支持。

此篇考证由卢鸿执笔，并经王德昭、谷那律二人修改，于三日后在院内石桌旁议事会上提众人共议。

而以孔颖达、颜师古为首的一组，则是照总纲的涵义，重新考订诸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