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他们之间的优劣性是恒变的，过去的黑点也许就是今天的优点，过去的优点也许就是今天的黑点。

刘协回忆着自己的前世，或许自己是幸运的，在两位老教授的保举下，成绩并不理想的他也顺利的保送进入南大研究生院，开始跟随王树安老先生攻读中国历史社会构架学，在高宁的指导下，他也开始深入学习哲学。

然而，社会是残酷的，当逐步见识了中国当时学术环境的黑暗后，他对历史和哲学的兴趣被严重挫伤，改学经济学，希望能在毕业后寻找到一份好工作，这让两位老人大为伤心。

刘协很清楚，他让两位有着强烈学术自尊的老学者伤了自尊心，但也必须承认，学者的身份，尤其是内陆学者的身份显然没有职业经理人更吃香。

虽然没有最终坚持成为一名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但他还是承继了王树安老先生的很多观点，在对中华文明到底是否为优秀文明的判断上，王树安老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文明是否真的优秀，肯定存在四个基本标准，即：

1、文明能否在达到自己的典范高度，并在典范高度后完成自我的蜕变；

2、文明能否在自己的领域和覆盖范围内实现保境安民、地域外患；

3、文明自身的亮点是否会自动退化为自己生命中的黑点；

4、文明能否在遭遇其他文明的冲击后，能够保持自己文明的特征，不冥顽不灵，不闭关自守，是否能够确保自己不进行全盘否定自身或其他文明。

从这些基本标准来判断，中华文明的本质是优秀的，但他的演变过程中却遭遇了太多的意外和变数，尤其的是漠北游牧文明的恶化和儒家文化后期的僵化。

实际上，儒家文化既确保了中华文明达到自己典范高度，也使文明抵御其他文明的冲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华文明因为儒家文化的存在，也没有在达到典范高度后实现自我的蜕变，也没有阻止自身亮点从民族光环走向民族阴影的过程。

高宁教授曾经和他说过，儒家文化在今天留下了两个毒瘤，其一是君子学说的反作用，使中华文明一直没有建立合适的社会公德，却拔高了一大堆不符合中国公民去遵守的社会道德，甚至使今天的社会还将职业道德等同于社会公德，也是劳模和英雄人物道德化宣扬现象的温床，实际上劳模的本质是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技术，但不等同于拥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但缺乏社会公德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就习惯去拔高这些劳模的社会公德，进一步导致公民缺乏统一的社会公德，使中华可以堪称强国，却没有资本堪称大国；

其二是过多强调家族血统观，却没有强调家族的荣辱观，这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贪官出现的温床，翻开那些贪官的人生记录，你会发现所有贪官污吏都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去贪污去腐败，为了自己的子女父母去丧失基本的职业操守。

冥冥之中，刘协意识到自己这次的重生并不是要结束乱世这么简单，正如自己决定转学经济学的时候，王树安老先生和自己说的那样——你想做的事情，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他心中有了计量便不再慌张，毫无疑问，当前离开京城赴外地为王是最合适的选择，一旦哥哥刘辩为董卓和曹操挟持，自己在外地就会成为汉室的象征，以荆州之财富容纳南下流民，再以汉室之名广纳天下才士名将，定可有所大为，日后挥师北上则名正言顺。

这一夜彻夜未眠，仔细思考所有的细节，还好他曾经为了写《论三国战乱对后世及中华文明的影响》这篇论文，他曾经将仔细翻阅过《后汉书》和《三国志》，包括很多教授的相关论文，对整个三国的把握和认知都有系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