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本来严重损及固有利益地获得者，无论在哪个国家施行，都会遇到强大阻力，不过在吴国这股反抗力量极其有限，因为吴国上卿、上將军几乎都是刚刚从士这一阶层提拔起来地，他们占据了吴国统治力量地八成以上的席位。吴国王室±卿贵族本来就比较单薄，公子光为夺王位杀掉了一批，又把其他世卿大多迁离封邑，统一约束在姑苏城中就近看守，进一步削弱地世卿的力量。他地儿子夫差为守姑苏再次杀掉了一批。等到庆忌登位。许多与公子光父子交往密切的世卿又靠边站了一批，所以阻碍力量微乎其微。

其次是官吏任职制度。文武分职、政兵分开。暂时来讲，仍由相国统慑文武，但是在制度上，已经明确了相国为百官之长，元帅为百將之长，文武分途，军事和行政明确分工，只是元帅一职暂由孙武兼领罢了。

“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这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因为文武分职，大臣的权力便会分散，一方封疆大吏，便不能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地方上的赋税军队、司法民役不能由他一把抓，便可以起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大臣揽权造成的对君上大权的威胁，同时，也适应了当时政治和军事分工的需要，使文才武略各尽其能。这样，既能保证君主地统治，又可使文臣武將各自发挥专长。

第三项，则与削弱世卿，重用士族、文武分权这几项政策改革相呼应配合。一是將吴国现在尚无封君，或在内战之中已经先后被公子光、夫差屠族灭亡的公卿们的封邑不再转封于其他公卿，而是收归国有，变为郡县，由采邑分封制渐渐向郡县制转变。同时军屯、招纳的游民开辟的新田、建筑的新城、开疆拓土获得的新的土地，今后一概设郡建县，由朝廷自士族中选拔贤明，派驻流官，由朝廷越过封君这一阶级直接统辖。

二是对于吴国现有的封君世卿，仍保留他们的世卿继承权力，维持原有制度不变，可是因为文武已经分职，把职权细化到了不同官吏身上，于是他们在其封地内地统治权便大幅削弱，既不能管军，又不能管民，只是享有其采邑上地农业赋税征收权而已。

第四项，则是民政。详细规定了民役、民赋、土地管理等诸多方面的政策。公开废除已明存实亡地井田制，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由大司徒主持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地主按田亩数纳税。重视开拓新田，奖励耕织，降低田税。

第五项，则是商政。鼓励通商，但是对商人经商的种类，哪些可以经营、哪些不能贩卖以及行商、贩运、纳税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

第六项，则是建立法典，明示与众。对官吏】民、商人在各个方面的违法行为做出界定和治裁标准。

第七项。则是军制改革。军制改革独成一个系统，其中最主要地一条就是他曾在鲁国效野召集残兵宣布过的话“奖励军功，建立军功者，平民亦可封爵。”此外还有春秋两季农隙田猎习兵、冬季演武练兵的的军训制度；军纪、军法制度；军阶、军爵制度；兵符调兵制度；军赋、征兵制度；以及常备军制度等等。

这其中大部分变法内容已经制定的非常详细，只有第五项制定法典。暂时还只是一堆待修订意见。作为一个过来人，庆忌是知道唯有以法治国才是当今天下走到了春秋末期。即將进入战国之始的最适合国家发展地根本之道的。后世地统治者们不管將其治国方略披上了哪种学说的外衣，在它的骨子里，法的作用都深入其骨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俚重法，使魏强大。商鞅变法，使秦强大，只要能將法坚持下去地，都会出现显著成效。秦国正是通过法治將国家的资源高度集中起来，正是通过奖励军功，以敌人的人头论赏。把秦军打造成一支虎狼之师，才得以在七雄角逐的险恶环境中脱颖而出。而东方六国恰恰相反，所谓的“仁义”不但没有让他们强大，反而成了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和包袱，以至于瞻前顾后，束手束脚，使国家积于贫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