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恢复了万历新政国库才会充盈，只有国库充盈了，才有足够的钱粮编练新军，才可能平靖辽事。剿灭流贼。”

所谓万历新政就是指万历年间由内阁首辅张居正领导地一次变革，这次变革包含改革吏治、推行考成法、清丈土地、清理王公贵戚、士林豪强隐瞒的庄田并推行按亩征银的税收一条鞭法。

大明立国以来，皇亲国戚是不用缴纳田税地，中过秀才的士林诸生，不管有没有中举。有没有当官。他们的田产也是不用向国家缴纳田税地，到了崇祯年间大明朝共有二十多万皇亲国戚以及近百万士林诸生。

可以做个简单的计算，假如平均每个皇亲国戚拥有田庄一千亩，二十多万皇亲国戚就拥有两亿亩田庄；假如平均每个士林诸生拥有田庄一百亩，百万士林诸生就拥有田庄一亿亩，两者相加就是三亿亩田庄，而大明朝全国的土地也不过八亿多亩。

这两个庞大的特权集团霸占了全国大量地土地，造成国库税银的大量流失！

万历之后，大明朝天灾不断。兵祸连结。以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朝廷既要对建奴用兵，又要镇压流贼，迫不得已只能加赋，多出来的税赋当然只能加到普通百姓头上，这时候最荒唐的事情出现了，许多地方的百姓辛苦一年居然还不够缴税，他们居然要赔钱种地！

大量拥有土地地百姓不堪重负，只能把土地卖给不用缴纳田税地特权集团，然后给他们当佃农，因为向地主缴纳的份额要远远低于向国家缴纳的份额，要国家种地百姓们只能饿死，给地主种地却还有一口饭吃。

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特权集团的土地越来越多，普通百姓的土地却越来越少，结果就造成了国库收入的进一步缩小，造成了大明朝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朝廷迫于无奈，只好继续加赋，百姓们为了纳税就只能继续卖地…

如此周而复始，到了崇祯十五年，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已经落入两大特权集团名下，大明王朝的税源相比建国初期已经缩减了将近四分之三，以如此恶劣地财政状况，却要维持庞大地官僚机构运转，要供养近二十万皇亲国戚，还要对建奴、流贼用兵，崇祯帝要不破产那可真是见了鬼了。

看出问题症结所在的不只孙传庭一个，却一直没人愿意提出来。

崇祯帝也不是没想过恢复万历新政，却几乎没人支持他，大臣们为什么不支持崇祯帝？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大臣也都是士林中人，套用一句现代术语，这些人都是即得利益者，他们怎么可能自己革自己地命？

所以，当孙传庭提出要恢复万历新政时，崇祯帝虽然表面上漠无表情，可内心却还是很激动的，崇祯帝一直就想恢复万历新政，却苦于无人可用，现在孙传庭提出来了，崇祯帝也终于有人可用了。

但是很快，崇祯帝和孙传庭就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万岁，万历新政断不可行，否则必将天下大乱。”

“万岁，万历新政按亩征银，拿皇亲国戚、士林缙绅与市井升斗小民等同看待，简直有辱斯文。”

“万岁，纵观历朝历代，士林诸生从来就不纳粮，倘若我大明朝开此先河，岂不令天下读书人心寒？”

以周延儒为首的大臣们群起反对，坚决抵制万历新政的“反攻倒算。”

隆庆--万历年间的新政改革能得以推行，是因为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海瑞等一班富有远见卓识的名臣，可崇祯朝有什么人呢？除了孙传庭一个戴罪之身，还有谁真正愿意替朝廷考虑，替崇祯帝分忧？

所谓众怒难犯，崇祯帝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擢孙传庭为太子少师，加兵部侍郎衔，进左佥都御史，总督山西、陕西、京师、山东、河南五省军务，至于推行改革之事，却是只能等到建奴退兵之后再想办法了。

陕西，米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