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装了六千名部队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鱼雷击中。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轮船、十一艘运输舰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的代价，是在派来的十三艘潜艇中损失了八艘。

8月初，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用两个师进行一次新的大登陆。它基本上没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敌众的土耳其军的抵抗，他们从海滩退到高地待援。可是，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不向前推进，却浪费宝贵时间去讨论战略。

到了协约国决定进攻时，赞德尔斯已经赢得时间，从博拉伊尔全力ch抽调了两个师到萨里巴伊尔山脊来，协约国以为这个地方是由登陆时退却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们认识到优势不在他们这方面时为时已迟，但他们顽强地继续打了差不多五天之久，然后停了下来。由于高地的狙击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们的队伍，在海滩上的生活是难以容忍的。8月间，协约国的伤亡在四万人以上。

9月，两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师调来萨洛尼卡，汉密尔顿将军则被召回了。他没有获得另外的指挥权。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领会这场大溃败。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这个半岛。基切纳的简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在夏季，他们曾忍受了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

11月，雷暴雨之后下了二十四小时的倾盆大雨，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眩目的暴风雪，地上雪深二英尺。那些住在澳新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舒适，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苦了。倾盆大雨使沟壑和溪谷成为咆哮的奔流，冲下了以吨计的泥浆、死了的土耳其人和驮畜。

大自然也并没有饶恕土耳其人。双方可能各有五百人淹死在堑壕里。其他人冻死了。单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就逾五千人。没有人想得起有过这样猛烈的暴风雨。协约国对这种暴风雨全然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撤退，除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后悔的。

在撤离期间，预计会有很大损失，即使不是灾难的话。10月，汉密尔顿将军担心“认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损失总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然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门罗将军，主持这次撤退并于1916年1月9日完成，竟无一人伤亡。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同四个上船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时间的。六人到十二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一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