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全权掌握所辖部队随时调动，不需朝廷令旨兵符，在辖区内可以就地获取钱粮供应，把持税收，本来属于中央政府任命的管理民事、财政的官员于是便也成为了他得属员，可以自行任命。节度使只掌握军权并不可怕，关键是他还控制着辖区内的民政和财政，正是这两点使节度使牢牢地把握了军权，可以不断扩军，拥兵自重。

本来，自太祖继位，为了割除节度使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弊病，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削弱节度使的军、政、财权，乾德三年的时候，赵匡胤就下令加强转运使的权力，各地赋税收入除日常军费所需外，全部运送中央，录夺了节度使擅自处理地方赋税的财权。同年还命令诸州府选送精兵给中央，削弱了地方的兵权。

平定荆湖后，他又下令荆湖各州府直属于朝廷，不再隶属于节度使。同时许多任命为节度使的官员并不外放，而是留滞于京师，又或者外放的节度使所辖地地区，其周边地方已尽皆属于朝廷，又有赵匡胤的无上威压在那里，地方节度使自然不敢擅专，赵匡胤用的集权手段是平和、渐进的。

此时的节度使名义上还是掌握着极大权柄的，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去真正掌握这个权力，节度使彻底成为虚衔，从名份上也不再具有掌理军政财权的权力，那是赵光义继位整一年后，下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直属朝廷，又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之后的事了。

此刻杨浩正好抢到了一个尾己，芦州隔着麟府两州，天高皇帝远，不会受到其他州府的辖制，又掌握了名份和实际的权力，在这四战之地，正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他这一方节度，俨然就是一方土皇帝了。

节度使的僚佐有副使、支使、行军司马、判官、推官等，将校有押衙、虞侯、兵马使等。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椎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馆驿巡官四人，府院法直官、要籍、逐要亲事各一人，随军四人。

而赵光义压根没做杨浩活着回到西北的打算，所以不但慷慨大方，就连观察使、支度使都没有派，只是笼统地在诏了一句由他知府州事，这一来杨浩更可从中手脚，若换一个节度使，纵有这样的机会刚刚上任也不敢擅专，只能向朝廷请旨的，杨浩这一次回来，就没打算再受赵光义挟制，自然当仁不让，大刺刺地自兼了观察使、支度使，又设营田、招讨、遣运判官、巡官各一人。这一下从名份到律法，他已合理合法地把整个芦州所有大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从地位上与府州折氏、麟州杨氏、夏州李氏平起平坐的一方藩镇了。

杨浩抢了先机，风风光光成为一方节帅，手下属员都做了定制，但是此刻他手下官员有限，从一个府衙一下子扩充为一个节镇，许多官职还都是空着的，杨浩对此并不着急，与其滥芋充数，不如先空置着这些官员，小小芦州，既放不下、也不需要这么多官员，接下来，他还要进一步造势，直至拿下银州，可与西北三藩从实力上可以分庭抗礼，有这些虚置的官位摆在那儿，还怕众将士不竭死效命？

公孙庆利用价值已尽，便被杨浩一脚踢开，垂头丧气地回绎州接收将虞候佐佐木则夫的棺椎去了，此番回京，等待着他的是莫测的天威，可是公孙庆一介书生，既无力反抗，家族宗亲俱在汴梁，也不敢反抗，只得硬着头皮去接受他莫测的命运。

而杨浩，则在冈金贡保转世灵身、摩河迦罗护法再世、横山节度开衙建府一系列组合重拳之后，迎来了他政治声望的另一个**：府谷折御勋、麟州杨崇ｉ亲自赴芦州拜会，庆贺。光是这走在明处的两位节度使，就已令四方震动了。西北原有三藩，如今再加上一个杨浩，杨浩刚刚开衙建府，三藩中两藩便亲自登门祝贺，这意味着什么？这股无形的冲击力，不但一下子奠定了杨浩在西北的地位，那股浩荡的太阳风暴也吹向了夏州和汴梁，汴粱的赵光义会感觉到怎样的震撼且不去说，至少对焦头烂额、四面树敌的夏州来说，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杨浩对他们绝不是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