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天的时候，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条例司上疏，指当时税收制度的弊，大意说：“今天下财用窘急，官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各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三司、发运使簿书征收，无所增损。遇到军国郊祀的大费，又遣使去刬刷，几乎没有余藏。各路藏匿财富不实说，又以‘支移’、‘折变’的名目加倍收税。朝廷需用的品，多不照产地和时令，富商大贾得以乘公私之急，从中擅轻重敛散的权，财政官员上下内外不相知，只是照帐本办事，因循守旧，不顾年岁的丰歉，产地的远近，结果是民间纳税加多，朝廷还是财用窘急，富商大贾却得以从中取利。”

为此条例司提地均输法。设发运使官，总东南六路赋，有权周知六路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品，都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发运使并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说这样就会“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神宗随即批准均输法，以薛向为发运使主其事，朝廷给内藏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充用──当然这三百万石米是走常平仓的账目，而广惠仓的因为王静辉的缘故而被严格的保护起来了。

现在司光和曾公亮又老调重弹，皇帝赵顼的脸上自然不会好看，王静辉对此也是不屑一顾。均输法是好地办法。不过就是执行它的官员心太黑了些，主持此事的官员叫薛向，这和他的老搭挡薛向之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其守实在是让人无法恭维，王静辉没有费多少功夫，手上便掌握了一大堆这家伙贪赃枉法的证据，薛向地老家田产在最近的半年里面暴涨了三四倍，靠他的俸禄就是再过十年他也买不起。

均输法显然是从增加宋王朝地“国用”发，改革也是很有限的，但它多少改变了因循的旧制，适当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并且明显地侵犯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均输法一，一些朝官，从大商贾利益发，纷起反对。反对派提的均输的“害”主要都是对商贾不利。代表大商人说话的立场很鲜明，反对的理由却很薄弱。神宗当然不为所动，继续用薛向推行新法。

其实不仅是均输法，王安石所提的各新法如果能够在清廉官吏的运作下，成功地可能还是非常大的，即使失败波及的范围也不会太广，本不可能会现民怨沸腾地情况。唯一的解释便是执行新法的人有问题。突然他的心中倒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让执行新法的贪官去找河北那些黑心的土豪的麻烦，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场面？！

“平心而论，新法是良法，可惜无得力之人支持，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变易，纵有所，其数额亦非常可疑！”赵忭不王安石和司光愿听不愿意听，他也没有王静辉这么多地顾忌──赵忭在朝中的地位非常玄妙，他一手促成了皇帝赵顼在前任英宗赵曙没有病故的情况下登基继位，这中间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政治传统。

虽然皇帝赵顼在赵曙病重无法理国事的情况下登基继位在现在人中没有什么大不了，属于正常情况，但在这个时代却不这么看──只要赵曙还有一气，他依然是这个帝国的最统治者──至少名义上是这样，可是帝国已经弊政丛生，如果连皇帝都不能亲自理政，那岂不是离亡国不远了？！为了能够让活着的皇帝将皇位传递给下一任，就必须有人站来让皇帝退位，这个任务就必须由一个赵姓大臣来完成了──赵忭正是这样一个角，这和历史上赵汝愚的角一样的，虽然严格上说赵忭在名气和实权上与当时的韩琦、富弼相差的很远，但这事情必须是有

王静辉记得曾经在读宋朝历史的时候，在绍熙五年(1194)六月，枢密使赵汝愚宋光宗退位。此事史称“绍熙内禅”事件的起因是宋光宗患神病，无法理朝政并长期不去看望了太上皇的父亲宋孝宗。尤其是宋孝宗去世时，宋光宗拒不面主持丧礼，以致“中外讹言，靡所不至。”以赵汝愚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宋光宗退位，目的是为了稳定政局，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的统治。但是中间却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孟-万章》篇称：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宰相留正作为异姓之卿，见势不妙，立即逃临安城去。赵汝愚作为同姓之卿，则不能一走了之，只得“易位”即另立他人为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