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赐下无数赏赐，并许蔡攸接替林掳任杭州守臣，就近奉养太师蔡京。

这个月，因病请退的还有尚书左丞刘正夫。这位天子门生的病情也转严重，上书请辞执政职司，也要回杭州养病，他在杭州凤凰山下的置第，与蔡京相距不远。赵佶亲至其府视病，加恩若干，并许归养，谆谆以早日返京辅政为要。

数月之间，宰执去了二人，一时觊觎者无数。刘正夫请辞后不数日，朝堂宣麻，进资政殿学士郑居中任尚书左丞，辅政如故。诏书中说外戚不与宰府虽是故事，然古人云内举不避亲，今郑居中公忠亮直，才堪大用，不可闲置，兹命为尚书，保皇佐命，惟其是勉。

辞拜谢恩之后，心愿得偿的郑居中拉着高强和梁士杰到丰乐楼中，癫狂一夜，大醉一场，席间郑参政丑态百出，又哭又笑，说了什么话，估计事后一概都不记得了。

这些朝廷的人事变动，高强只是冷眼旁观而已。他五年从白身做到枢密副使，又是这般年轻，本朝已经不作第二人想，不仅空前，很有可能还是绝后，若说还有可能染指执政，慢说旁人了，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非但不信，他也不大想作这个位子，尚书左丞只是摆个样子好看而已，基本上没有实权，对于高衙内有什么意义？眼下，还是枢密院的事权对他更有意义。

二月，中书经奏议之后，下达募民赴台湾垦殖，以及命各州县劝种木棉的两项新法。名为新法，那就不仅仅是下诏劝谕一番而已了，诏书中将这两件事的成果都和地方官的磨勘考绩挂起钩来，比如扩大种植棉花面积多少者有赏，招募流民多少者有升，或者减少磨勘期等等。高强生怕地方官为了追求政绩，或者利用诏书夺人财产，因此奏请此二事由应奉局主之，地方官吏敢有插手者，一概以违律处。

这下就让人议论纷纷了，又要州县做事，又不许官吏用权，哪有这样地道理？然而事实证明，高强这一招出乎意料的有效。在事先经过各处张贴官府文告，通传这两件事之后，高强吩咐在人多地少的江南和京东京西诸路大州去处设立募集处，并且将募集的管理权分包给大商人和有能者，并且以收取管理费和预交利润为由，每个募集处收取了相当的金额。

商人做事，就算能勾结官吏，那破坏力也不可与官府自行相比，更多的只能采取金钱引诱或者诓骗的办法。只要不暴力夺人产业，那就没有破坏地方生产和秩序，高强也就可以安心了。至于这中间会不会出现类似“卖猪仔”之事，那就不是他能操心的，自古以来要想开垦新土，哪里少得了这些事？这原本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人力成本而已。

而这种植棉花就更加叫人看不懂了。应奉局发动手下人员，各处划出适合种植棉花地荒地来，招募百姓种植棉花，给种子农具，并预给收买金，说明这块地上多少多少年的棉花都由应奉局包购，而百姓则可以在佃种满多少年之后获得田地的一半乃至全部地权。

棉田的土质要求和良田不同，因此应奉局这次所划出的，大多都是真正无人要的荒地，就算是有人趁机夺占民田，一来应奉局和官府不是一个系统，这种事不算普遍，二来抢来的是粮田而不是棉田，往后要是种不出棉花来，括地的当事人还得受罚。有这样的政策底子，也就保证了植棉法不会成为括田法那样的乱民恶法了。同时由于先期的商业运作，应奉局就早早预定了大量棉花来源，而接下来组织棉花生产等等，势必又要在各地掀起一阵新的商业风潮，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