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怕卖不出去，只怕你生产不出来。

府县城镇里面所有能吸纳的劳动力都是被吸收到了手工工场之中，事先并没有什么约定，知府，知州，知县各路地方父母官不约而同的对所谓的“街边浮狼之辈”采取了严厉的政策。

衙役们只要是在街上看到，最轻的也是一顿棍棒，地方父老纷纷赞扬，说这是劝导这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辈勤劳养家，当然，地方父老一般都是本地的有钱乡绅，这些人一般都是有不少产业，这些产业里面都是缺少人手。地方有闲人岂不是太浪费了。

在江南，指望农村的出来多少流民去做工并不现实，一来是乡下都是世代传下来的豪门巨绅，占地极广，地方上的农民大多是这些人的佃户和雇农，受到他们的庇护，这么多年传了下来之后，双方不光是地主和佃户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类似南北朝世家豪门对待族人的态度，轻易不会驱逐或者剥夺佃户的耕地。

再者江南土地肥沃，虽然田赋也是天下最重，可农民们剩到自己嘴里的还算是不错，最起码吃饱问题不大。和北方的农民遇到些风吹草动的天灾，就活不下去不一样。农民们是最不愿意离开自己相依为命的土地，可是手工工场和各种工商业需要人手劳力，这是极为巨大的矛盾。

常有文人的笔记言道：本代刑法之酷烈胜于暴秦，常常是一点小罪农民就会被剥夺种地的权利，流落街头，然后被“不许浮狼”的规条和鞭子逼去做工。

偏偏中国的农民大部分还是朴实善良的，轻易不会有什么错误非得要官府解决，这下子许多人把眼光投向了贫穷省份，他们总是这么想，如果是把路引之类的政策革除，那么江南的需要人手的各行业靠着工钱和鱼米之乡的美誉，一定可以吸引大批的人过来做工。这就是各级官员为什么如此积极的上书革除路引之政，而且内阁六部的大部分大臣还非常支持的道理。

不过，他们这么想，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出身的官员可未必愿意，他们那里也就是西安府，成都府还有昆明府有类似江南的情况，其余绝大部分都是靠天吃饭的种地为生，若是开了路引，想必人们都是朝着富庶之地流动，若是田地无人耕种，地方上民生凋敝，那自己岂不是要被家乡父老指着脊梁骂街。

这看起来倒好像是现在那些为了自己的选区争取利益的议员们，不过根子上有许多的不同，天下间不管是大明还

，倭国，大凡是官场都有各种各样的派系存在，比如场就是由同乡，同年之类的划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同乡，往往一个官从科举或者什么别的途径进入仕途，他最亲近的就是同为乡亲的那些官员。

同理官员们总是愿意照顾和自己同乡的那些后进，这里面又有很多人在家乡做官，这些官员往往都是当地的乡绅地主的子弟，如此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有盘根错节的巨大关系网，凡是触动这个关系网利益的举动，每一个相关的官员都是全力的阻止，或者全力的支持。

以陕西为主的一派官员虽然是人数少，但都是在嘉靖皇帝清洗京城时候的主力干将，也是兴献王府残存的旧人们最集中的一个派系。

不过，另一派却等于是文官的大多数和南方的勋贵们，皇帝的大权独揽也是相对的说，必需要照顾朝堂上各派的利益和意见，居中调和，这一次却是牵扯到各派的核心利益，双方每天在朝野之中或者是朝廷上激辩，或者是在民间各个书社大肆写文宣扬。

从前的矛盾是北方的京师商团占据了全天下大多赚钱的资源，南方那些没有捞到便宜的官员自然攻击，当时称之为“南北之争”现在南派和北派的争夺在检地案之后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陕西一派官员为主的‘西党’和东南半壁出身为主的官员为主的‘东党’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