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法的内容相当复杂，而且项目繁多，不易列举。概括言之，可分三大类：(1)经济政策，如“均输”、“免行”、“方田”、“利”等；(2)社会政策，如“青苗”、“免役”、“和买”、“市易”等；(3)国防政策，如“保甲”、“保”、“置将”、“军监”等。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又有下述几特别值得注意。(1)他与范仲淹有极大差异，即范氏重视人事和行政改革，而他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只重视新制度的建立。有人认为这是儒家与法家，也就是人治与法治两思想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尽然。王安石从未以法家自居，而且常以孟自命。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败而有所警惕，并且知人事是一个非常的问题，不因此而树敌过多。(2)王氏的新政几乎都是长远计划，对于当前的难题并不能提供立即有效的解决方案。宋朝的大病为贫与弱，而问题的关键即为如何消除冗兵与冗官，他的新政对此可谓文不对题。反而言之，为了推行新政，他更增加机构和人员，而为了立边功，自然也不能裁兵。(3)王氏的作风非常特别，大致说来，他对于旧的东西几乎完全不动(这可能是害怕反对)，但同时又增设许多新东西。此叠床架屋的办法完全不合乎行政理的原则，所以他的改革效率极差。

“去吧。”云铮回坐下，淡淡地。

宁鹏轩忽然现在帅帐内，没有人知他是怎么来的，了云铮自己。

“风哥，林约你今夜虎牢关上一叙。”宁鹏轩平静的。

云铮此刻的心思是，大魏已经无可救药了。虽然如果现在没有了匪、浙匪，大魏朝廷看上去仍然能算一个富足的朝廷，但实际上云铮觉得，其已经烂了，他现在已经少了很多顾虑，这个大魏，不能再由林家的人折腾下去了。

云铮笑了笑：“答应他，就说本帅今夜必到，让他决定地吧。”

宁鹏轩没有多劝什么三思而行，他知云铮必然是有必胜的把握，知林不能将他如何才这么说的。

“他说，他有先帝留给他的亲笔诏书，证明他是被迫潜伏于贼林旭麾下的。”

云铮瞥了他一，问：“他想什么？”

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勉推行了17年，但其最后的失败则为注定的命运，绝非任何人力可以挽回。因此，后人对其失败的原因其实不必费太多笔墨去加以检讨。在另一方面，值得指的是，新法即令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对于宋朝的弱势也仍然不会有太多的补救。宋朝的病到神宗时已经很严重，要想治疗必须动手术或注特效药，而王安石所开的药方只是一些温补剂，好像维生素等，这药固然有益于健康，但不能治重病。所以就事论事，宋朝的两次变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但变法的要求事实上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尝试虽然失败，不到30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王安石的变法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时间也较长，所以其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远超过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达之知，于熙宁二年为相，到熙宁六年，先后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宁七年四月，暂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随之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从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继续推行新法(元丰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时大废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废止，所以新法之实施，先后共计17年之久；

的看法是必须从本着手，首先改公务员的素质，并提行政效率，否则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无法推动。这观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必须假以时日，始有成功的希望。

仁宗几乎全接受他的建议(仅第七项恢复府兵的观念因朝臣反对而被否决)，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计划却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冲突，于是引来极大的反对。仅仅一年的时间已经使他到难以招架而只好自动求去。仁宗也不敢与举国汹涌的公众意见相抗，遂脆打消变法的念。

“是，风哥，那我去了。”

已故当代战略大师，法国博弗尔将军曾经指：人类的命运受到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战略。战略固应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但适当的战略选择又是保证哲学思想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范仲淹和王安石都不缺乏哲学思想，但却未能选择适当的战略，此实为变法不成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