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雕虫小技…像当年名将吴起上战场前，手下人向他进献宝剑，吴起拒绝了。他说‘临难决疑，才是将军的本职；拿着宝剑去冲杀，那不是将军应该做的！’可见这是本末倒置。”

薛谦光紧接着列举出三国名臣诸葛亮、司马懿等人的例子，并首创了“谋将”…他们或许并不擅长弓马，却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薛谦光上疏的时间比武举开科的时间早了整整十年，足见，他并非是冲着武则天的新政策去的，而是针对当时的一种武将选拔制度去的。而武则天为什么没能够听进薛谏官的劝告，依然采取了那样的考试制度，没有资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薛谦光的上疏一定引起了当朝许多人的注意。之后几十年内，对武举的选拔条件越来越苛刻了。从那个年代的考试科目中就可以看出来。譬如公元735年设立的“智谋将帅科”785年设立的“识洞韬略、堪任将相科”786年开设的“军谋弘远，材任将帅科”等。

之后很长时间，人们对武举的文化课要求越来越高，武举的整体素质也随之越来越高。大魏开国后出现的《拟武举殿试策》完整地记录了大魏对武举的文化课模拟考试的内容。这套模拟考试题一共有七个问题：商汤灭夏是否运用了阴谋诡计？周武王伐纣是否符合天命？晋文公为何称‘伯’而不是称‘王’？上古出兵之前，多以‘刑’告诫将士，‘刑’的含义有何变化？《司马法》提出的原则，为什么后世难以遵用？墨子主张‘非攻’，反对战争；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其智谋何在？两汉都有羌人叛乱，西汉用安抚的方法，东汉用武力的方法，都平定了叛乱，其原因何在？

这七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答案却惊人的相似…“仁义”是治乱的根本，有德有能的君主应当学会“偃武修文”以德服人。而武力则只是一种象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坚决不用。

这套理论在武举中推行，是否会受到欢迎？武举准备了一大通的兵书知识，可《司马法》这样优秀的兵书却被认为是不祥和的东西。武举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却要让他们当堂说出战争是无用的，他们的心情谁堪体味？

实际上，文武双全，一直就是古代将帅的人生追求。并且，在几千年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古代社会中，只会练武的莽汉自然是很难跻身主流社会的。关于武举的策文（文化课）考试，历代统治者持有不同意见，争来争去，无非是要不要考，考什么的问题。

源于隋，制度化于唐的科举制度，在大魏朝得到了极大的完善，虽然名门贵族仍然不少，但由科举而进身仕途的观念在大魏朝仍然深入人心。而武举则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魏朝武举在唐朝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大魏朝，首开武举殿试之先河，形成了解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大魏武举一改唐武举只重武艺，不问文章的做法，注重考察武举子的军事理论素养，欲选拔出才兼文武之儒将。大魏朝虽然有四大边镇世袭为将，但仍然将武学制度化，并编订了教材…《武经七书》。而朝廷颁布《补官差注格法》，又将武举授官与军队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从选拔军事人才的观念看，大魏朝武举更加理念化，更具进步色彩，大魏朝文武并重，打破了以弓马选将帅的传统，开辟了在和平条件下选拔军事人才的新路，对从高门贵族子弟中选拔将领的倾向形成了冲击。

最近一些年，在寒门武举中很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以四大边镇为首、包括中央军内的许多世代将门子弟大多是些空有威名，实际不过是混吃等死的纨绔之辈这样的思想。

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世家弟子从军是不需要经过什么考试的，而他们则需要经历这么多重的考验，即便这样，加入军队之后，世家子弟的升迁仍然要比寒门出身的他们要容易不少，这自然会让他们心生不满和不服。久而久之，类似的话自然就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