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和元祐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回来了。第一个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为宰相。章惇拜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当然，是算元祐党人的账。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党人尽数驱赶，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幸存于世的话。

于是，账簿一本本摊开，旧事一件件重提。

元祐年间，在司马光等大臣的主导下，宋朝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当年元祐党人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的实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换取和平。章惇把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挟奸罔上”等罪名。

但是司马光已经死了，怎么办？那就追回赠官和谥号，连宋哲宗当年亲笔为司马光们题写的碑额也被毁掉，他们的后代也遭到贬黜。章惇还欲“掘墓劈棺”幸好宋哲宗认为此举对国家无益，章这才罢手。

范纯仁当年一语成谶，如今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被跨省远贬岭南。

历史似乎惊人地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这个只活了24年的年轻皇帝没有儿子，这样就只能从他的兄弟里选一个接班人。宋哲宗有5个兄弟在世，端王赵佶不是宋神宗亲生儿子，照说没有候选资格，不过在向太后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赵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为宋徽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向太后也过了一把垂帘听政的瘾。向太后也是一位保守派，她极其讨厌王安石和新党，因此，在她垂帘听政的短短9个月，宋朝的政治局势又折腾了一次：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

宋徽宗，大家都熟悉，宋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花花公子”之一。宋太祖的胸怀大志、宋太宗的勇猛精进、宋仁宗的宽厚仁慈、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在宋徽宗身上找不到一点影子。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宋徽宗这样的狼荡皇帝，朝政难免陷入一片混乱。以蔡京为首的变法派趁机把持了朝政。蔡京做了宰相后，打着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保守的或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120人的名字刻在上面。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

王安石制订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完全变了样。免役法本来可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蔡京一伙却不断增加雇役的税收，变成敲诈人民的手段。王安石地下有灵，恐怕也得顿足长叹吧。

随着苏轼、范纯仁等名臣的先后辞世，这个时候的宋朝廷已经完全沦为尔虞我诈的肮脏之地。君子远离，小人云集。他们没有是非之分，只有党派利益；没有羞耻之心，只有贪欲之念。这如何不让人怀念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和而不同”、坐而论道？这个时候乱哄哄的大酱缸里却只是孵育着一只又一只肥硕的蛆虫。宋王朝就这样慢慢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云铮恐惧这一切，他生怕这样的事情跨越时空，又变着花样在大魏朝上演！秋临江变法了，名门势力和寒门势力以最快的速度撕破原本带着脸上两百年的面具，开始了最直接、最激烈的争夺。而他们对于权力的争夺，却十之**都不是真正为了改善朝廷的困顿或者百姓的窘况，而只是为了自己所在的派系谋利。…也许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发动新法的秋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