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迹的两个关节点，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条分缕析。第一件事，据张謇1911年复东三省交涉使韩国均的信中回忆：“…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武壮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于朝鲜则援汉玄菟、乐狼郡倒，废为郡县；或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琉球，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注：《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04－205页。）对此，张謇扼腕痛惜之情，溢于词表。

⊥当时情形而言，李鸿章对张謇个人并无多少成见，当壬午年八月，张树声、吴长庆保荐张謇等立功者，李鸿章亦愿领衔合荐（注：张謇日记壬午八月二十二日记：“与枚生讯，辞合肥相国、振轩督部及延陵合荐。”《张謇全集》，第六卷，第206页。）。他之所以嗤张为多事的原因，是得知张树声之子张华奎从张謇处抄录《朝鲜善后六策》而在京官中径自散发，翁同和、潘祖荫、宝廷等要员均先后看到，宝廷并“采以入告”以致慈禧也向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垂询。李鸿章认为这种越轨行为使自己太丢面子，同时也为了压抑张树声和吴长庆，才指斥《善后六策》为“荒诞不经”、搁置不议的（注：参阅谢俊美：《翁同和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9页。）。其实他对张謇的文采还是颇欣赏的。1884年秋，张謇在料理完吴长庆丧事后归里。两广总督张之洞有延纳之意，便托李鸿章代为寻觅，于是李鸿章命与张謇相熟的袁保龄“派人坐一轮船，沿渤海口岸遍询从奉天省南下轮船中，有则请其赴津，馋北洋延揽之意。”（注：刘厚生：《张謇传记》，第54页脚注。另，张謇年谱甲申七月记：“北洋又以粤督之托，属袁子久见招，子九馋北洋意，亦辞。”《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6页。）也就是说，对张謇这样的人才，即使有点小过节，李鸿章也力求延为己用。如果不是张謇一再申述“南不拜张，北不投李”而坚辞的话，这件故事本身就可以演绎成一出近代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了（注：张謇：《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中云：“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遗世之心。七月南还，矢意韬戢。方道出沪上时，见故人束畏黄为南皮见辟之书，即自奏记，敬谢不敏。迨九月，漱兰年丈又复劝驾，重以前说申辞。诚不知中间执事于謇遣使命舟，并渤海而踪迹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6页。）。

但是第二件事的发生表明，十年后张謇还是同李鸿章公开决裂了，也标志着张謇最终从淮系营垒中彻底分化出来。关于张謇独疏弹劾李鸿章的背景，近代史钞中各有说法，内容大同小异，然一致认为张謇是主战派的重要首领之一。如《异辞录》记：“中日战役，主战者，高阳、常熟。奔走高阳之门者，项城。为常熟之耳曰者，通州张季直殿撰，萍乡文芸阁学士也。项城归自朝鲜，力诋文忠设计之缓，使从己谋，可以制敌于先。光绪九年，殿撰从吴武壮率师援朝，先据汉城，拒退日本，身亲兵事，谓确有胜算。是科会试，与学士同出常熟之门，互相标榜，欲以奇计自现，实为主战派之首领。”（注：《异辞录》卷三，第128页。）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说：“张謇甲午大魁，以翁同和之知契，颇锐意谈政治。”而翁在光绪十一年后，对张“处处以国士相待，言听计从。”（注：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三），第791－782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也说：“甲午之事，始于袁世凯，成于张季直，而主之者翁同和也。李鸿章力言不可开衅，为举朝所呵。”他并引用王ｋǎｉ＠②运（壬秋）日记，称主战大臣礼亲王、翁同和、李鸿藻等为前八仙，而“跟随八仙，背葫芦药之仙童，则张季直也。药治何病，皆由仙童从胡芦中取出，即主战药也，最能左右八仙。”（注：《世载堂杂忆》，第105页。）

而既为李鸿章幕僚又是翁同和门生的王伯恭，作为当事人之一，亦有记载：“…而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掖）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吃。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ｋǔ＠③，以为整顿地也。余见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复与语，兴辞而出。到津晤吾友秋樵，举以告之，秋樵笑曰：‘君一孝廉，而欲与两状元相争，其凿枘也固宜’。”（注：王伯恭：《蜷庐随笔》，第21页。）

上述诸说，固然都十分强调张謇在甲午主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把翁（同和）李（鸿章）之间的和战之争说成翁是挟嫌报复李的意气之争，把张謇的献计献策说成是急欲以“奇计自现”出风头，实在失之偏颇。而稍后的刘厚生先生，在所著《张謇传记》中，又把张謇的上奏说成是听了袁世凯的诉说而合谋倒李的结果。本来早在甲申四月，张謇因吴长庆离开朝鲜不久袁世凯便“自结李相，一切改革，露才扬己”（注：《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5页。），而写过一封义正词严的绝交信，此后十年不通音讯。甲午年张謇中状元后，正值朝鲜局势紧张，袁世凯认为有可乘之机，张亦是可以利用之人，于是秘密进京，主动拜访张謇“长谈三小时之久，历数在李鸿章管辖之下，不能行使吴长庆政策之苦闷”引起张謇的同情和谅解，于是张謇在弹章中多处引用袁提供的情况并两次提及袁世凯之名（注：刘厚生：《张謇传记》，第68页。）。对于这段绘声绘色的张袁重修旧好的描述，笔者以为宁可相信张謇自己的说法。他在甲辰（1904年）五月记道：“以请立宪故，南皮再三属先商北洋，汤寿潜亦以为说。余自金州归后，与袁世凯不通问者二十年，至是始一与书。”（注：《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65页。）可见张袁十年修好，合谋倒李之说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