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怕的是对舆论的控制力，从前舆论多是受地方乡绅摇摆，可是新兴的阶层们有了银，于是一个个报馆如雨后笋的冒来，这些报馆的背后，就是一个个商行，没有商行的支持，任何报纸都不可能坐大，舆论的控制，等于是一朝一夕之间，就落了这些士绅里不值一提的一群贱民之手。

短短五个字，终于把要说的话说了来。天下不服，这个天下，代表的是除直浙、天津还有新近的台湾府之外的天下，这个天下，代表的是近八成的文武官员，近九成的地方官吏，这个天下，代表的是七八成的读书人，还有十万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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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地主们储蓄，他们有了粮，卖了银钱之后，就会存起来，可是贸易开始之后，天下的财富向大明朝，白银的价格，越来越贬值，三年前的十两银，已经和现在的十两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意味着，许多地主几代积攒的财富，因为不可能像财主那样不断的行投资，不断的将十两银变成十五两、二十两、三十两甚至更多，他们会突然发觉，他们手中的银，已经越来越不值钱了。

正如宋神宗，他纵是大力支持王安石，支持新党，可是王安石和新党已经得罪了这个天下人，天下人必定要反弹，必定会反击，最后连新党的最有力支持者宋神宗，也不得不妥协。

一个如此多人反对，将其视之为寇仇的人，怎么可以主持大局，一旦如此，必定会使人和朝廷离心离德，会使人产生不满和怨气，只要有人来，那么这个天下，就将站在徐谦的对立面，同时，也站在了朱载基的对立面。

舆论的控制，十分可怕，因为在大明朝，地方官员是极重舆情的，你的政绩好不好，就反应在舆情之上，在从前，你的政绩是在所谓的士绅里，士绅们兴，愿意拿银，让你修一下县学，那便是德政，而只要大家愿意说你好话，那么无论你多么的贪婪无度，对小民如何的残暴，那么你也是民如，是天下官员的楷模。

这些天下人，既是大宋时的旧党，也是如后世国的南方庄园主，他们自受到了伤害，就会行最疯狂的反扑，无论是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

地主的属很简单，一方面，他们依靠土地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可是劳力的减少，就使得他们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因为从前谁握有土地，谁就有了说话的权利，可是下，劳动力有了选择，一旦地主不能满足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用脚投票。这情况之下，地主就不得不减免地租，不得不费更的代价，来引长工。

这些人之所以反对徐谦，并不在于他们个人情上对徐谦有丝毫的，也不是因为徐谦长得好坏，无论徐谦什么，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商贾正在快速的积累财富，一个商贾一年积攒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同样的地主，大量的白银，也使银钱贬值，大量的劳力引到了工坊，使他们的土地荒芜，使他们的田地不得不费更大的代价，才能有人为其耕。

……

因为天下人掌握的特权，绝不容许低贱的商贾剥夺，他们控制的舆论，决不能易手，他们的财产，决不能因为新政的开始而大幅缩。

这个天下，乃是士绅的天下，近千年来，他们掌握土地，他们掌握舆论，他们和天共治天下，他们是王朝稳固的基石，既维系了大宋朝，同时也是维系大明朝的基。

而现在，徐谦比王安石对这个天下的伤害更大，王安石不过是像这个天下的人多收了一些税赋，想要用这些天下人的银钱，来增加国库的收。可是徐谦更加直接，他直接斩断了这个天下人的本，使这些崇尚田园的天下人，彻底的消亡。

脸上，浮一丝冷笑，直截了当的：“恐天下不服。”

可是现在呢，又有一只手，控制住了地方官员，因为许多地方官员，不得不看报纸的，报纸的传播毕竟更加广泛，迎合报馆，某意义来说比迎合士绅更能直接的树立自己的形象，而报馆的背后，则是一群群商贾，也就是说，在从前，你可以得罪你治下的任何小民，但是绝对不能得罪士绅。可是现在，却是你可以得罪小民，甚至可以得罪士绅，但是绝不能得罪一群呼风唤雨的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