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严格。对此郑朗不是很赞成的，因为这样，一些士大夫会痛恨，只要不使它泛滥即可。其次是对官员数量的控制也很严，这一条郑朗与赵顼思想一致，自改革之初就在裁减官吏数量。司马光还是行不通。

要么就是将改革推翻，这时候司马光敢这么做，也许会得到保守派欢心，可会激怒所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甚至背上一个叛师的骂名。以司马光城府，肯定不会选择前三者道路。

因此只能有下面一条道路，作为。一旦作为，就会得罪许多人。或者半作为半和稀泥，这多半是司马光的选择，然而郑朗还在中书，司马光想和稀泥同样很困难。

已站在权利巅峰，又是道路崎岖，掣肘多多，司马光对权利的渴望心思就不会有史上的那么重，那么不管怎么演变，也不会发生史上的故事。司马光不带头。元佑就不会成党，宋朝也就不会进入一个岔路口，迷失了方向。

赵顼不知道内幕，他略有些犹豫，至少在理财上，他未看到司马光有多少能力。郑朗说了一句：“因为祖宗言南人狡黠不可重用，就连范仲淹也追根溯源，说自己是北人，其实在这上面。祖宗说得有些草率了。近来矫正这一错弊，重用了许多南人，北人不满。因此臣推荐司马光为首相，也是为了这个平衡。”

赵顼这才答应下来。

司马光为首相后。果然提拨了一些北方人。无论南方人或北方人，在郑朗心中位置是相等的，有能力就用，没能力或者心怀叵测的人。无论南北，郑朗都不喜之。

这也不要紧，只要司马光不破坏大局。无伤大雅。

然而这让一些大臣产生错觉，王安石与郑朗贬职，虽提拨了司马光，司马光不是忠实的改革支持者，多是皇上安抚郑朗内心不满的做法，于是他们认为国家财政转好，郑朗的作用渐渐减小，功劳又大，皇上要打压郑朗了。因此这些人继续痛打落水狗。

刘挚与王岩叟连续上书，弹劾郑朗，想找麻烦很容易的，在朝会上数举郑朗十几条罪状。

郑朗听他们将奏折读完，喝道：“呱噪！对外软弱，对内凶残，有何资格身为士大夫！”

这句话从郑朗嘴中冒出来，大有意味。这些年，郑朗态度很温和，甚至有重大的举错，将所有重臣召于都堂商议劝说，也鼓励只要不闭眼瞎说，对他政务处理上的错误进行批评，提出意见。因为这个做法，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心，也缓冲了改革所带来的矛盾。

现在冒出这句重语，明着是很生气，实际是指刘王二人连做士大夫的资格也没有了。

大多数人也认为刘王二人做法是太过份，即便一万人下落不明，当初郑朗也说了利害关系，现在一部分家属闹事，一个首相贬到江宁，一个首相贬为辅相，而且还是两个有功的首相重贬，也足够了，刘王二人做法过于凶残。

事实是郑朗已经准备痛打刘王。

他脑海里还有一本厚厚的宋史，宋史上将刘王夸得天花乱坠，但事实呢？根本就不是。王安石专权、固执、怮、狂妄自大，虽说是为了迅速使改革落实，但他这些做无疑激怒了许多人，甚至将他的新学当成科举题目，这分明将自己摆在亚圣的地位上，这成了党争的导火索。司马光推倒再推倒，不问对错，更是一种自私的做法。

但这二人仅对事，不对人。即便李定打压苏东坡，王安石与苏东坡还有书信往来。

然而正是刘挚、王岩叟、梁焘与司马光学生刘安世推出元丰榜，从对事转移到对人上。政治诬蔑陷害就是从他们手上开始的，包括蔡确之死。

刘王二人还不知道危机来临，听了郑朗在朝会上口出粗语，十分愕然，梁焘立即弹劾郑朗失去朝仪，应当重重处理。赵顼一言不发，宣布退朝。随后诏书下达，刘王梁三人全部贬放，接着再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