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开源，一曰节流。宽夫兄可有什么高见？”

既然仲出橄榄枝，最少拿一个头名状出来，不然让俺怎么相信你啊？

文彦博想了一下说道：“不如榷铁？”

“榷铁？”郑朗差一点跳起来。史上王安石曾建议，放弃茶榷，也就是茶专营，朝廷获利不大，又动sāo百姓，赵顼不肯，仍对蜀茶进行专营，又说了榷铁，王安石反对之下，没有通过。到了南宋，居然榷醋。

这肯定是不好的。郑朗道：“国家一年能产多少铁？价值几何？又有多少用于民生？不会超过一百五六十万缗，又能榷几何？宽夫兄，看看茶叶，国家茶叶一是来自东南，淮南、两浙、福建、两江、两荆、两广，还有一来自蜀茶，蜀茶三司统计是三千万斤，全国茶叶能统计出来的最少有七千万斤，一斤百文计算，市值七百万缗，专榷了几何？”

这些数据是无法准备确计算的。

郑朗估计全国产铁包括来自海外的平安监，不会超过八万吨，顶多四万吨用于民生，仅是铁价，也不过一百多万缗，绝不会超过两百万缗。当然，生产出来工具远不是这个价格，是其几十倍，但那又可以通过商税征收了。

至于茶叶与商税一样，同样是无底洞，比如郑朗这些士大夫喜欢吃茶，一年最少吃掉二三十斤茶，就连其家人每人也吃掉近十斤茶叶。普通人家也吃茶，吃的乃是那种一斤几十文的粗茶。甚至已经出现的不规范的更便宜的炒青。会吃，也会吃掉好几斤，况且还远销外国，西夏吐蕃回鹘契丹高丽倭国，以及大食与远方的欧洲，能统计出来的产茶是七千万斤，但郑朗琢磨着真正的产茶最少是三亿斤四亿斤以上，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为什么三司统计出来的只有几千万斤呢？不用问，与商税一个性质。许多是无论专营，走私掉了，或者冠冕堂皇的避税掉了。

茶榷在赵匡胤才执行时，未统一全国与南方，乃是四百万贯收入，比较平稳，后来统一全国，茶叶产量增加一半有余，为了不敛民，依然是四百万贯。直到西北出战，因为运费高昂，用官吏贪污严重后，宋太宗发明交引法，于是茶政败坏。到祥符时只剩下七十三万贯，林特改良，一度猛增到七百万贯。若是宋朝初年相比，还算是低的。此时茶叶产量最少增涨了四倍以上。但贫富已经分化生成，敛的仅是中小茶商的钱。迫于争议声，各地官吏松懈，萎缩成二几十万贯。

若加上官员成本，小吏成本，茶榷已经在严重亏空。

吕夷简与李谘改革，很伤很痛的一次改革，迫得一代名相自此碎步式的治理国家，心机也越来越深沉，几乎使国家在仁宗时差一点就产生分裂。郑朗于杭州推行通商法，仅是局部地区做一个示范。但未动几项专营，其他官员一再改良，到嘉二年恢复到一百九十万贯，内含四十五万贯税钱。这中间还有官吏兵夫与杂钱成本，实际真正收益很可怜的。因此韩琦、陈升之与吕景初发起改革，不彻底的通商法。改革后茶收入是一百一十七万贯，包括八十万贯税钱。对于朝廷来说，很难说是好坏，虽收入减少，因为通商法，朝廷人工杂费成本也在下降，实际收益差不多。对于民间，损害了部分大商人的利益，给中小茶农茶商一份生机。就看站在那一个方场了。

再到治平年间，因为吏政败坏，茶收入只有四十九万八千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