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兄弟迁民之举，不是为了以厚京师，征伐后汉时，没有拿下来，但掳获了大批百姓，只有京西路人最少，所以安屯在京西。征伐幽云十六州时，虽败，但从云朔迁来大批汉人，也安扎在京西。

将唐朝的，后来的省，这个二级编制权利两极分化，一分给中央，二分给各州府。州府权利集中，这个不怕，再谋反，仅是一州一府谋反，不会颠覆国家。

不过叠加起来，实权会增加，也利于便宜理救灾事务。可是在宋朝史上还没有现河北发运使之职，故陈执中有些疑惑。

“非如此，不能拢权集中理赈灾事宜。”

质不同。

“陛下臣推荐程师孟主持此项工程。另外就是灾民的安治，北方多妖教信徒，虽受王则蛊惑，朝廷亦宽大理，以防万一，必须将他们摘取来，调到南方治理御河，势消退以后，可以仿效太祖太宗将晋云朔之民迁于京西之策，将他们也借机迁京西，一是开发京西，以厚京隼，二也是以防妖教死灰复燃。”

朝廷虽费一些钱帛然新漳河兴修得功，数州百姓受益，荒地变成沃田，数年后仅是税务就可以将朝廷投的钱帛弥补回来何乐而不为？”

文彦博对王安石变法很反威，但对郑朗不反，便没有再争辨。

史上文彦博也曾用这个借反对过王安石，郑朗以为文彦博是党争，刻意为了反对而反对。看来不是，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大臣不喜兴师动众。耐心说：“宽夫兄土破坏已经很严重往后十年当中，必有一到三次大之年，我说的前者治河之策，朝廷没有这么多钱帛实施，只能用我之第二策，大面积的放田围，缓解势。淤田之策一是用势冲刷盐卤，二是积沃的淤泥于土壤表层。一年沉淀固然是薄若是四次五次呢？”

可与唐朝的节度使，后来的总督不同，权利很小，无权在本路增加税目，无权擅自增减税率，遇到灾荒年未得朝廷批准没有赈灾免税之权，各路也不设路库。

两个职位看似大，实际权利皆不大。

郑朗画了一条路线，也就是重开一条长达三百多里的新漳。画完后说：“重开新河，使之从地上河变成地下河，所需民夫虽众，正常年份朝廷无法实施，今年却会有上百万的灾民，重修新河劳力足矣。

赵祯欣然：“准。”

。官府也曾治理过，收效不大，如文彦博所说的，治好了东边，又在西边事。治好了西边，东边复事。

郑朗摇：“宽夫，之所以事，乃是漳河与大河一样，是地上河，以前治河乃是堵法，加堤防堵，然上游树林遭到严重破坏，多夹杂泥沙而下，加一尺，泥沙沉淀一尺，久而久之，成为悬河，故决堤次数越来越密集。此次治理，一是从源抓起，保护植被，对一些人烟稀少的山林行封山制度，不得砍伐，二是开一条新河。陛下，可有地图？”

文彦博又说：“行知，虽淤田之策能改良土壤，然泥层太薄，我怕不会产生你所说的收效，反而伤民。”

宋朝路线最大的官员是缘边四路时所设的临时官职，安抚经略征讨使，不常设。常设最的长官是转运使，主要权利有三，组织监督本路各州府规定向中央输送财赋；据三司安排调整各州府输送中央品与地，因此有了赋税折变、支移与科率的权利；在申报三司得准前提下，在本路各州府之间调剂财赋余缺，监督本路各州府财务开支以及理财官员行为。附属的权利也就是监督一些冤案，但只有监督权，没有审理权。

郑朗又说：“此次受灾百姓之广，难以想像，组织发放救灾资，必须以一良吏前去承担，臣推荐包拯为河北转运使兼临时河北发运使。”

但这次因为郑朗，杀的人不多，活民无数，可郑朗却是很担心，人心这个东西不大好说的，恩将仇报的事迹太多了，所以献了此策。一到京西，人地生疏，就是想造反也失去造反的条件，同时又解决新河淹没大量耕地，百姓无家可回，无地可耕的问题。

发运使在唐朝掌漕运，宋初主粮购买调度，兼制茶盐事，但在宋朝又设了一个度支司，下面有八案(八个下属机构)，其中第五案便是发运案，掌汴河广济蔡河漕运、桥梁。折斛、三税，分化了发运使的权利。这个官职于是越来越成为肋，先有京畿东西陆发运使，江、淮、两浙发运使兼制置茶盐事，后有三门白波发运使、陕府三门发运使。但因为肋之职，最后多保留江淮发运使，也就是许元担任的职位，还有一个三门白波发运使，后者掌京畿与陕西的货调度。到了南宋，一步弱化，只负责购买粮。

所以郑朗又叠加一个发运使之职。

赵祯让太监拿来河北路的地图。

“河北发运使？”陈执中疑惑地问。

郑朗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