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减，国家收入少了，百姓渐渐在恢复安定。不过说也能说，税务减少，又在安置退伍战士，准备储粮，还有保丁需要钱，土兵需要钱，支出确实没有减少多少。

这道奏书用意不是在此，而是直指新法。

范仲淹等人下去后，对新法的态度，除了推翻还是推翻，没有一个人敢作声。

唯独庞籍上书，对新法中一些策略持肯定态度。陛下，不能全部打倒啊，有些还是有好处的。比如节裁一些无用的官员、指使与使臣，之所以没有执行好，是用人不当，当初带着浓hou的朋党性质。如今没有朋党，这些好的策略应当保存下来。

书上，赵祯大为欣赏。

难得的说这句话，不过他没有表态，继续用贾昌朝，清扫范仲淹的印记。

不是赵祯恨范仲淹，作为一个明君，可不想下面大臣出现朋党，清扫范仲淹的印记，就是为了清扫朋党的痕迹。真的起到效果，庆历新政前后是赵祯朝党争的**，然过了几年，已经在赵祯朝看不到朋党了。

有争，那是各个大臣利益的纵横摔阖，抱成小团体，十几人，三两人，而不是天下人。比如郑朗的小团体，贾昌朝的小团体，还有未来庞籍的小团体，韩琦的小团体，都不足以为害。若没有赵祯这种平衡之术，有可能党争在赵祯朝就形成严重危害。这一点连郑朗都没有看出来，只觉得贾昌朝做得很过份，要搞他。

其实此时的贾昌朝对赵祯来说，很重要。至少在他感到党还有影响，就会继续重用贾昌朝。

虽欣赏庞籍，但不吭声，防止君子党死复燃。

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张方平。

他对所谓的君子党皆不抱好感，那怕樊楼宴，入座的人除曾公亮外，皆是君子党。就包括范仲淹在内，张方平也多瞧不起。认为范仲淹沽名钓誉，迂阔害国，连郑朗都被他蒙骗。

这种态度也带到对所谓的君子上面，包括吴育，不与同谋。还有新法。范仲淹改革科举，有的也是好的，策论没有范仲淹所想的那么有效果，写论策，欧阳修以及后来的苏东坡、苏询、曾巩等人在策论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但有几个人为宋朝指出良好的出路，一个、个往党争里一跳，皆不能拨。但至少比诗赋好。

本来是好的，可是范仲淹又进谏，恢复唐初的开名制。对此张方平很反感，你是贫家子，得益于糊名制，于是忘本，现在恢复开名制，那样，贫困子弟又有几人能高中？俺家庭背景远胜你家，可也不会这样做的。

一个开名制使张方平对范仲淹的科举改革产生怀疑。正好赵祯下旨，让他与翰林学士孙、扑、龙图阁直学士高若讷、集贤校理杨伟、钱明逸权知贡举。于是上奏，今礼部程式定自先朝，由景佑之初，却多以变体而高中，后进传效，皆忘其本习。近来文章为了出所谓的新意，相胜为奇，以怪诞底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逾越绳墨，惑误后学。朝廷累下诏书戒告，可学者乐于放逸，不能自拨。今贡院试者，有学新体赋至八百字以上(一篇文章超过八百字)，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原来是四六字为主，七**字有，少，一句十几字几乎没有)。而论策居然有一千二百字以上者，请朝廷请习新体而不合程式者，悉巴考落，再申前诏，广告天下。

其实学子当中有些新体文章还是好的，可新学到此出现一个岐误，便是那种怪险体。这让张方平很看不习惯，于是连带着新体文章，一起倒了霉，赋超过四百字，或者一句话字数多者，全部黜落。

奏上，准。六人更得气得不行，想打猎，有的是机会，何必这时打猎，不但绑架自己，还逼自己为他们圆谎，然而平安重要，皆忍住，没有发作。这些人很慎重很隆重地将张海送到巨马河，还责备一句：“你们是使节，不能因为狩猎，耽搁正事。”

连张海也气得差点喷血，不想多事，坏了郑朗好事，强忍着，唯唯诺诺。渡过巨马河，便是杨六郎筑的高大绿色长城，用柳树、棘刺织成的长廊。然后又于己方遍挖塘湖，用水与植被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

对此，郑朗很怀疑它的效果。

因为金人南侵时，根本没有看到这道绿色长城起多少作用。所以郑朗心中，认为它起的仅是一个阻滞恐吓的作用。实用性不强。

想法有点儿不对，直到黄河再次改道后，郑朗才醒悟过来。不是没有效果，黄河改道，逼得海河水系北移，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使北方地势增高，进一步使杨六郎所做的布置作用下降。这时，还是起作用的。张海递过印符，守城官兵将他们放进去。六骑飞快向南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