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本。学术界的泰斗、德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我立即到清华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绝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在三年之内，我颇到清华园去过多次。我知先生年老弱，最喜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造的栅栏红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父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几瓶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钞票上每天加一个零还跟不上价飞速提的速度的情况下，几瓶酒已经非同小可。

有一年的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的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蜂。我们一群弟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等，知先生。现在虽患目疾，迹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大片藤萝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兵荒、价飞涨、人命微浅、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找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我们谈笑风生，尽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里最愉快的时刻。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１９４５年，在我来到哥廷１0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国兵先攻占哥廷，后为英国人来接。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１0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望外，谁听到能到最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谢。这一年秋，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１0年的哥廷，怀着“客树回看成故乡”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这个山明秀的世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１９４６年天，经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从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南京。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谈了谈阔别十多年以来的详细情况，先生十分兴，叮嘱我到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护之以及用心之细。

这一年的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别１２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那里到北京的铁路由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了汤用彤先生。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护。

我在哥廷１0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１0年。国家为外寇侵，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品果腹。然而读书却无任何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在汉学研究所的院落里，大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覆。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