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国主义，就因为有外敌，而且一直没断，原来一直在北方，后来是东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厉害的是明朝末年从澳门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形成了帝国主义。还有南方。东西南北都有外敌。我们讲历史唯主义，要讲事实，存在决定意识，在这情况下中国必然产生国主义，而这国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没有侵略过别人。封建时代的中国，汉族也侵略了别的不少民族，这是不能否定的。可总起来看，是御外敌的。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中华民族天生就国，这也不符合历史情况。欧洲则不是这情况，欧洲长期是七八糟的，建国时间又短。国的情况更特殊，它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外敌，所以国讲国主义，我不知怎么法。这是我信谈来。由此，我就想到陈先生在给王观堂所撰的挽词前的短序中讲了这么一个想法：中华文化是三纲六纪。据我的会，里面就包括了国主义神。如“君为臣纲”说君臣这一纲，陈先生举了一个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贤与否，无关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先生又讲，三纲六纪是象理想。文化是象的，象的东西必然有所寄托，陈先生原文作“依托”一个是依托者，一个是被依托者。作为文化的三纲六纪是象的，象的本表现不来，它必然要依托他，依托什么东西呢？陈先生讲的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了同义词。再回过来，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自杀，当时外面议论很多，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不是为了的人，不是忠于清王室或宣统皇帝，认为他忠于清朝或宣统皇帝不过是俗之见。王国维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有一个依托——国，以王国维先生而言，这个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清朝灭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代表王国维先生，陈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么，为这个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陈先生认为王静安先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所依托的那个国不能存在了，的东西不存在了，象的文化也无法依存，于是执意自杀。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与王国维先生心心相通？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就是我要解释的。中国外来文化，第一个是佛教，佛教有一个特，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传播到中国的；后来元朝蒙古族文化中国，靠的是武力；清朝满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国，背后有武力。这二者之间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来文化传中国，不依靠武力，有的则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冲突很剧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钱牧斋与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当其

侵扰。到了汉代，开国之主刘也被匈包围于平城；后来汉武帝时几员著名大将，跟匈作战，打了几个胜仗。可无论如何，北方的威胁却始终没有解除。曹时，北方威胁仍存；到了五胡华时代则更不必说了。唐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对突厥秘密称臣。后来，唐太宗觉得称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整个唐代，北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辽，后是金。两个北宋皇帝徽宗、钦宗让人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来宋廷偏安于中国东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统治民族蒙古族是我们今天的兄弟民族，在当时不能这样看。蒙古在灭宋以前，已经建成了一个大帝国。我们不能把古代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个包括５６个民族的大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明确形成的。满族今天也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当时满族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当然，满族一关就汉化，可毕竟是另一个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