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紫线地车里谈王家卫的电影。他那时候想着开戏，大概也很快乐。我也想着我的小说，想着做大作家，也可以说得上快乐。

无论如何虚假，希望总令人快乐。

戏拍完了，放了好久无法公映，后来在湾仔的京都戏院，上映了一天。过了几年，他才说，友叛亲离。

我去了一间律师事务所上班，每天都给榨干榨净，下班后灰着脸都不说话，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友叛亲离。因为无话可说。开口埋怨会影响其它人。

他和一个他喜欢的导演合作，写剧本。导演说他，有乜咁大件事，拍得唔好咪拍第二部。我笑说，佢又讲得0岩播。每一次我灰心失望，他总是鼓励我：你走的路很难，但方向是正确的。

我做表演的时候，他来了看，两晚。演完以后，我很难过，和他说着我的过失。他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那里，下次做就可以改进。我说，也不知会否有下一次。做了这么多年人，唯一知道的，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没有侥幸，总是千锤百炼，非常难。

祖利安也有来看表演。最后一晚，他推开化妆室的门，我便大喊：好烦呀。他也喊：做乜喎。然后我想：我从来不用这样无礼的方式跟人招呼。但见到他我真的觉得好烦。一年级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老扯着我说话，是他累我给老师赶出课室的，上的课好像是“传播学导论”到四年级又因为谈话给老师赶出课室，大概也是跟他谈话。他声音高，人又嚣张，又老爱叮着我，将我当做假想敌，到今时今日仍叮着我不放，游笑说，你和祖利安是一生一世的了，他不会放过你的。我苦笑：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不时会收到他的电话，尖声尖气的：黄碧云﹣呀，我系李志超﹣呀，你call我呀。我总像见鬼一样，哎呀的，但又会回他的电话，说，又做乜呀。他现在在城大教书，也拍电影，又买了楼，母亲得了个怪病。他母亲以前以为我是他女朋友，总会煲汤笼络我，但后来发觉搅错，就不大有汤好喝了。

四年级时和他吵过一次架。我是不大会吵架的人，高声说话会声震兼口窒。那次他和我争摄录机用，在技术员的房间吵着，老师在房间讲电话，因为我们很吵，就缩在一角按着耳朵讲电话。讲完电话就劝，大家同学，不好吵架。后来一样和他一起去看电影，看表演，在课室跟他传纸仔和谈话。

有一次做独立电影的冯美华找我，问：我在编一个香港独立电影的档案，你是否拍过一个《倾城之恋》？我奇道：你怎知道。她说，李志超说的。我说，老早扔了。

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我真的拍过这个戏么。记得好像只得二十分钟左右。我的白流苏毕了业后见过一两次，也没有来往。我记得我拍了那一场将蚊香盘踢到床下去。我叫她点了蚊香，火一划，在影带上留了一条缓慢的淡黄痕迹。我说，cue，她便将蚊香盘踏到床下去。没有对白。对白是我后来在录像室配上去的：她不觉得她在历史上有甚么微妙之处。她只是笑盈盈的，将蚊香盘踏到床下面去。这么多年了，对白我还记得。张爱玲的小说老早扔了，但其实已在脑海里面，无论我如何撇清。

这场戏是在我姊家里拍的。我姊后来生癌，病了一年，割掉了声带和喉咙的一小截。我还活着。看来还可以。祖利安会再找我的。我艰难的时候会跟忠说着话，我知道他会很有耐性的听着我。要打一个电话给游，问她看了“波萝油王子”没有：那是一部给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的电影。很悲伤。要跟她说，昨天我去一个演讲会，有个五十多岁的清瘪男子来要签名，我奇怪因为我的读者通常比较年轻。男子拿了一本Q仔的书给我签名，因为是我写的序。Ｑ仔破了产以后我也没找他，因为他炒股票输了的时候我找过他，他对我很冷淡，我就没找他了。做完演讲我便打电话给Ｑ仔，说有这么一个读者。我想见见你。我说。我们都老了，不知还能见得多少次。晚上我们见了面，他说了四个小时的话，破了产还开着一架宝马。他说是向法庭争回来的，他向法官说，我伤残，要用车。法官说你不必开宝马。后来补了钱，才可以开一架宝马。没事业也没钱，但我心情比我有一千万的时候好。他说。他是港大毕业生，江说的，最优秀的马克思份子。他说，从前的朋友都没来往了，没甚么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