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赛后收到她一张明信片，署名“维洛烈嘉”又：“如果我叫维洛烈嘉，那一定是什么时空，我们曾经邂逅，但已无法追认了。因为无论个人或历史，看来只有一次。但其实超越个人与历史视野，一切也不过在重复。我们会再见的，前世今生。”

连维洛烈嘉也一样，单薄，长着细细的皱纹，不过穿了行政人员的装，在法越合资的标致车行当营业经理。我们是她公司开业半年以来第一批客人，她便殷勤招待。我只拿起了照相机，留住了维洛烈嘉第三张脸。我年纪已大，遂不动声。她亦落落大方，利英法语及普通话，原来是一个旅法归国越侨。

这是我知最丽壮的女了。

她回家时，我有迟疑，盛夏晚凉，西贡河带来夹草香的微香。我邀她在西贡河边漫步：“二十年前我来到西贡河畔，还是一个充满期待的小伙。”维洛烈嘉便：“还是西贡河好。战争也好，和平也好，还是丰盈充足地自北而南而，不言老也不疲倦。”我忽然明白，逝者如斯，不分昼夜，便轻轻握了维洛烈嘉的手。

不断在拍掌，便独自地哭了。”她轻轻地走近我，虽然还穿着军服，此刻十分妩媚，低声：“因为我我的国家，所以…”

我也回到香港，变回了一个营营役役的小商人，与伙伴搞木材买卖，又来到了越南，在西贡河边，黄昏夕照，日本胶卷的广告招牌代替了革命标语。我说：“胡志明市还跟二十年前一样丽而迟缓。”接待的越南商伴说：“是么，现在又叫西贡了，又有了姑娘，又有酒吧了，不就跟二十年前一样么。”

回胡志明市时，她和我共一架汽车，正是黄昏夜。汽车抛锚，我们便在车外看天慢慢转暗，满天散落的星星，竟然有幕天席地的亲密了。

她的壮优，在背后小小的微涡却十分羞怯，好像壮的、羞怯的、明的维洛烈嘉都集于一了。而我当夜也特别疯狂，在这间建在西贡河上的渡酒店，一次又一次地遗下了。维洛烈嘉只是地抱着我，皱着眉。我问她：“痛了？不喜了？”她总是摇，然后“唉”的一声，吐一只带血的牙，转向我，诡异地笑：“是假牙。”

光刺隙“嚓”的天便亮了。维洛烈嘉已经穿整齐，坐在床沿，轻轻地说：“我讨厌说再见。你等一下便要起床赶飞机。我会到香港找你的，我还要将业务扩展到东南亚呢。”她便转离去。我半醒半睡之间，问她：“你是维洛烈嘉吗？”她转过来，躬着，踏踏舞女郎的姿势，：“维洛烈嘉从不存在，这不过是你的幻觉。”

在红旗与胡志明画像之下我们分手，银乐队奏了国际歌：“英德格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在一片单簧鼓乐声中，革命同志肃立，她却遥遥地向我敬个礼。我声：“再见。维洛烈嘉。”

我在骄挂的西贡河上仔细端详三张照片，惊怯的维洛烈嘉，革命敬礼的维洛烈嘉，潇洒随意的维洛烈嘉。我在甲板上燃了三张莫名奇妙的照片：个人与历史，竟然毫不掩饰地重复。灰尘慢慢地飘到西贡河上，祭祀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开始与终结。但无论在什么时候，维洛烈嘉都在，坦然地面对战争、革命、建设，让错误的历史可以返回原地——虽然因为明白，到底不一样了——人类在艰难的错误里，学得聪明些，可以盘起长发，在丰盛的印度支那平原，微微带笑，固执而又安定，凭希望支撑，要活人的意志与丽来，世世不息，清亮地说：“是。我就是维洛烈嘉。”

在改革开放后重开的西贡REX酒店楼的餐厅，小提琴奏着格里尼，我们还了伯加地红酒。维洛烈嘉多喝了些，忽然瞄着我，用法语：“这位先生我见过，是不是在黎？”“我住在赛。”“那…是不是在纽约呢？…1974年的圣诞？”“唉，不，那年圣诞我到满地可。”“这…是在新加坡吗。”“新加坡我没到过，或许就在西贡呢。”“西贡？我1989年才第一次回来西贡，你在吗？”

我还是和维洛烈嘉在黯红的舞池起舞。中年乐队竟奏起了WZNASIMONE的WILDASTHEWIND，男歌手竟然也忧怨万分，几近靡靡之音，我不由地将维洛烈嘉拥了些。她觉到了，微微一笑，只：“岁月人老。”我一怔，：“对我吗？”她笑：“对你也对我，相距永远一样。多么公平。”我讶然于她婉转的残忍。我只好：“你看，九十年代的越南也有聪明残酷的事业女了。”她便：“你难以为西贡还只有女，或国？时代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