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到俺住的旅店来，想一起谈谈。在松山那边还有泥瓦工的活计可干，是他们干活儿给俺凑的店钱。”

这天晚上古义人真的去了大黄的旅店。在那个小房间里，自己倾听大黄雄辩以及那几个年轻人的模样至今还历历如在眼前。因为这常常是伴随着巨大的悔恨而浮现在脑海里的。

那是个从天井垂下来的粗电线吊着的40瓦灯泡照耀下的六铺席房间。古义人的记忆摄下的是从比电灯还高的位置俯瞰下面的景象。靠墙的矮桌上，大黄和古义人吃过饭的餐具已收拾停当，铺席上放着一升酒和五个碗，他们——还是十七岁的少年古义人和大黄及其伙伴——围坐在铺席上。当然，喝老酒的只有大黄自己，古义人自不用说，几个年轻人也在喝粗茶。说是宴会，其实是听大黄的讲座。讲师满嘴酒气，酒味弥漫在阴郁的房间里…

大黄侃侃而谈的是长江先生——即古义人父亲的——战争末期的理论是错误的，他们通过痛苦的体验修正为新的理论。大黄将一本纸封面的薄书放在端坐的膝盖上，不时翻开来引用里面的句子。由于包了层书皮，看不见书名，但古义人感觉对方忌讳询问作者是谁。

古义人依据大黄朗读的——居然朗读了引用的汉诗——词句的线索，在松山的商店街、大马路入口处的旧书店以及其他书店搜寻了很长时间，他想要从右翼方面的人写的书中找出来，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当然这是过了很久以后才想到要去寻找的…

古义人认为大黄依据的这本书属于右翼方面的东西也是很自然的。他好奇的是大黄从哪里搞来了这本书。古义人的父亲死后，由于害怕进驻军搜查，家里人把有关国家主义思想的书都扔到大坑里烧掉了。

既然这些书籍都已被付之一炬——后来古义人才知道并没有全部烧掉——大黄若想找到表现右翼思想的散文和诗，就只有去读右翼学者、研究家的批判文章里所引用的了。后来古义人正是从那种书籍中发现了大黄当时抑扬顿挫地朗读的汉诗。

“苟明大义正人心，皇道悉患不兴起。”

据大黄说，这是《国六史诗》最开始的诗句。当时“2·16”事件的被告是为了阐明起事的目的而引用的。不过，大黄否定了这首诗的思想——长江先生的错误理论的核心——和与此相关的思考方法、行动方法。尽管如此，大黄仍然用充满感情的低沉声音反复朗诵了好几遍。此外还有一些古义人难以理解的问题，下面写的是随着逐渐了解有关战争期间右翼分子和军人的思想和运动方面的知识后，古义人逐渐复原了的大黄的言论。

“长江先生本来也反对”2·16“事件的起义军官们的失败主义。为什么说是失败主义呢？因为他们缺乏起义后制定积极计划，组建新政权的意志。长江先生因此称之为失败主义，先生曾说这是起义者最薄弱之处。他还批评说，他们最后是在与东京市的警察队伍交火时阵亡的，这不就等于前功尽弃吗？

“不过，正如古义人也参加过，并亲眼目睹的全过程那样，长江先生自己也并没有制定计划就起义了，并且被小镇上的警察枪杀了。为什么长江先生会选择这条路呢？俺们这七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为了给以井上日召先生为首的”2·16“事件的军官们的失败主义做个了结。这样一来，后继者们就能够选择别的路前进了。古义人，俺们认为先生是这么想的。现在俺们走的路，正是长江先生早已设想的道路啊！”大黄第二天晚上继续了他的演讲，尽管他的主要目标是河蟹和老酒。“战败的第二天，长江先生领导发动的起义时时浮现在俺们的脑海里。得出的结论是，那并不是长江先生率领俺们年轻一代进行的起义。先生的存在就像俺们头顶上闪耀的星星，那颗星星单独爆炸了。长江先生的行动本来应该是能够避免的。由于井上日召和参与”2·16“事件的军官们所采取的只由自己进行破坏活动，其余让后来者去完成的态度，导致未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大黄还说，长江先生原是北一辉①门下的人，熟知《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跟北一辉学到了与日召和军官们的乐观主义不同的切实的未来设想。先生将这设想消化为自己的计划，然而先生受到年轻人狂热的驱使，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体，坐进了只知蛮干的俺们这些人的悲惨神轿…

由于当时吾良也在座，古义人觉得比起大黄整个论点的连贯性来，请您上轿这一表现更使自己脸红。母亲常常嘲笑发生于战败翌日的，由古义人的父亲领导的“起义”以及跟着去的古义人。她还对那辆“战车”——在装过北海道鲱鱼粉的腥臭箱子下面，装上木轱辘——嗤之以鼻。“那些家伙们推着癌症晚期的你父亲出了门，仿佛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似的，你也紧张地跟了去…”母亲总是这样说。

古义人在描写那一天发生的事的小说里，以母亲的批评以及“逆转”的契机作为结尾。这个中篇发表后，那些男人第二次来找他——是最初的袭击过了三年之后的事，伤已复原，脚骨还未变形——古义人的脚上再次掉下了小铁球。毫无疑问，派他们来的人一直密切关注着小说家古义人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