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只能茫然地听着树叶哗啦啦的摇曳声。

那天在医院被告知已查清楚的阿光的情况——大致可以这么说——阿光在智力上没有健全发育的希望。医生讲这些话时千樫也在旁边。古义人心里很明白，这种时候在她面前不能允许自己失态，可是现在却连一个指头也动弹不了了。

再说现在，千樫从客厅到厨房去干活，剩下古义人自己时，他想的是那件推迟思考的松山事件。千樫对于那时的事——她说看见自己和吾良在一起，尽管她当时只注意到吾良——比医生宣布诊断结果的那天，自己失魂落魄的样子还要记得清楚。古义人似乎已经被千樫逼得无路可走了。

虽然一边想着吾良说自己垮掉了的话，在潜意识中与垮了的自己相连接，却想不起来在松山发生的事件，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说明自己一边在有意识地压抑那个回忆，一边思考着吾良遗书里的那句话吧？他忽然从中感受到了被某种柔软的钝器击打般一点一点袭来的令人难受的打击。

古义人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却没有像往常那样看书，他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了千樫的关心范围之外，她正在餐桌上摊开画册，专注于完成一幅画稿。同样也被排除在了坐在餐厅台阶上听新的CD的阿光的关心之外。

由于长期的习惯，古义人和千樫之间已经没有了争论——一般称为夫妇吵架。如果千樫提出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或意见时，听的一方表示赞成或同感的话，她便不再说什么，提议得到执行，意见被接受。如果遭到明确拒绝的话，她也不再说什么。古义人的拒绝就是沉默，千樫即使对拒绝不满，也从不争论。对千樫的提议强烈不满时，古义人的沉默会持续一两天或更长时间。而从千樫嘴里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对这样的道歉，在古义人的记忆中结婚以来也只有两三次。倒是古义人常常撤回自己的拒绝。但这只是和他不放弃努力，退回自己的内心是一样的，并不等于停止争论，实现了和解。古义人和千樫就是这样一起生活了三十五年。

然而，这几年古义人悄悄注意到了千樫的变化，这变化是从千樫为古义人写的以阿光和家庭共生为主题的作品画插图开始的。她在画一幅水彩画之前，对于所画的对象要先观察好几天，特别是到了最后完成阶段，古义人跟她说话她也心不在焉的。有事叫她好几遍，她才像男人似的粗声粗气地回答一声了事。

这是古义人从不曾见过的千樫的另一面。吾良和千樫的父亲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社会讽刺喜剧的创始人。他在长期养病之后，留下了三本充满伦理和逻辑性，富于柔软而幽默的观察力的随笔集。在这个国家还没有拍摄电影的时期，他是个画家。起初，古义人把吾良看成继承了父亲秉性的儿子，后来却发现吾良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个性。吾良自己为了克服这些个性，曾经有个时期看起了弗洛伊德或拉康等学者对谈录之类的书，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速成著作。但是，古义人对吾良所尊崇的那些心理学家颇不以为然，以至有一位年轻的编辑说：“古义人，你不会是嫉妒吾良的新朋友吧。”

另一方面，千樫为阿光的生日卡画的水彩画被偶然来访的关西药品公司的人看中了。于是，千樫开始给古义人在那家公司的杂志上连载的文章画插图，而且越画越好，充分展示了千樫所继承的画家父亲的才能。

战后就开始在松山一座寺庙的——叫做佛堂——厢房里生活的吾良，把千樫当作独立生活能力很强的母亲，对她非常顺从。但是，并不期待她在艺术上有什么发展。只是对于绘画，吾良曾经评价她有自己的风格。吾良自己的画以真实的细节为第一要义，而在整体上则缺乏协调。两个人的画风都不拘一格，不属于朴素派画风，古义人由此感受到了这兄妹俩相近的资质。

又过了一些日子，一天，古义人去厨房喝水回来，看了一会儿千樫在饭桌上画水彩画。她从父亲在战前至战争期间给她拍摄的照片中选了一张，对着照片画画儿。这是千樫在少女时代，倒吊在橡树或柏树柔韧的树杈上，旁边站着哥哥的照片。穿着草绿色学生服，头发剃得短短的吾良，脸上露出成人后依然常常见到的，腼腆而善良的微笑。

“以我的经验，要想在文章里描绘橡树的种类，一般都会出错的。”古义人心情放松地说。“像加利福尼亚那样，按照树的枝干、树皮以及木材用途不同而分区域栽种就好了。而在日本这个国家，虽然文章里出现橡树，可是读者却弄不清是什么样的树，结果有人来信说，小说里提到用橡木装修房屋，可是日本这个国家的橡树是不可能有这个功用的。”

“我对这棵树的印象特别深。”千樫像平时作画时那样简短地答道。

可是今天千樫看起来在画画儿，其实好像一直在思考着什么，为了专注于这个思考才画画儿的。古义人站在她背后看她画画儿时，千樫眼睛盯着画，开口说出思考了很长时间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