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带是在事务所里的吾良的工作间里录制的，只有这一盘是在医院的病房里录的。也就是说，吾良被黑帮刺伤后，在医院治疗时录下来的。那时候，千樫去探视回来，曾忧心忡忡地说，也不知是哪根神经受了影响，吾良弹吉他时，有一个手指不能自如活动，这会使吾良的疗养生活非常寂寞的。

吾良如此评价古义人和千樫把阿光的伤——受损的部分——出色地修理好的努力，实际上是要从反面向古义人倾诉什么吧？吾良作为一个尽管不危及生命，却是身心的重要的部分受了损，根本无法修复的中年人，才会不厌其烦地说了那么多吧？

对于被黑帮这种无意义的不讲理的暴力毁坏的部分，以及因这一巨大事故而心理濒临崩溃的自己，究竟应该如何进行修复呢？吾良是否在向古义人传递这一疑问的信号呢？

从那以后，吾良对于被两个黑社会的流氓袭击时的痛苦、恐怖以及其后漠然的不快感，肯定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尽管他没有对古义人谈起过…

古义人曾经在一部短篇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在乌干达一条大河的栈桥上劳动的日本青年的故事，并且介绍了作品模特的证言。这个青年说，他被河马咬伤时——被河马的大嘴咬住了腰部——只知道拼命地“哇哇”地叫唤。吾良对此发表意见说：

“那样叫唤是很真实的。”

那时——指吾良将古义人的小说拍成电影《AQuietLife》时——古义人和吾良都互相避开对方的视线沉默着。因为两个人都不能否认想起了各自被黑帮袭击的事件。

人，你这脆弱的东西3

“有个自由撰稿人给我打来了电话，听声音是个很阴郁的家伙，却故作开朗地讲话。他说想就你以前写的描写右翼少年的暗杀事件的小说采访一下。连标题都定好了，叫做《长江古义人的政治伪善与怯懦的私生活》，准备在最近很畅销的信息杂志上登出。据他说，无论是保守派的大评论家，还是国际级的大导演，最近都严厉地批评了年轻时的长江。他说要向我了解古义人的人格缺陷，还说要造舆论，逼得古义人那家伙不得不和右翼分子进行正面交锋呢。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这还是以前吾良直接打来的电话，并不是田龟里说的。

“有什么想法？这得看你的心情喽。”古义人冷淡地回答。“对于年轻的记者来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已经被淡忘的过去了。你难道还有兴致再发掘那个事件吗？”

“我表示同意接受采访，让他到制片人的事务所来。”过了几天，吾良又一次打来电话说。“见面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松三中学时的那个大个子卷毛，说话咄咄逼人的蚁松呀。想要知道记者是怎样苦熬出头的，那家伙就是活例子。一被叫到事务所来，他就仿佛胜券在握了似的。不知什么原因，他认定我憎恨你，确信他自己是我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屁股沉得不得了，我要去附近的意大利餐厅和同事谈工作时，他也要跟着去。我终于下了逐客令，对他说：’蚁松君，今天就到这儿吧。‘谁知他说：’借着导演这样称呼我的机会，就给我起个笔名吧。‘还说：’蚁松后面的名字叫什么好呢？‘我随便说了句：’叫有巳怎么样？‘’这可太好了！‘他说完昂首挺胸地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千樫也告诉古义人她见过蚁松——这件事本身并不是要谈的中心。当时千樫把吾良已在构思的电影《AQuietLife》所需要的资料，阿光的乐谱送到事务所去的时候，蚁松已经来了。虽然吾良没有介绍千樫，但他渐渐听出千樫是古义人的妻子时，立刻插了话。

“阿光君的CD无疑是非常动听的，但是，”用一种欠语法来表现主题之后——现在想起来，在关于CD的评价上，他也许为了不授人以柄而谨慎地措辞——“最近在纽约定居的日本作曲家兼演员，对最现代的文化英雄说’通过政治上的修正来推行有智力障碍者的音乐是不能容忍的‘。”由于他的体位是既不朝千樫也不朝吾良的暧昧角度，所以千樫也不好答腔。吾良忍不住问：

“你是怎么看的呢？”

对方大声说：“我是和P·C·啦，新赤冢等等毫无关系的劣等生，我是蚁松！”

“赤冢不二夫的漫画里是不是有个从前小学里的小伙计模样的角色？由于他是松树变的，所以无论说什么都带’松‘这个词尾，真有意思，居然有人把这套学来卖弄。”古义人对此人的兴趣越来越浓了。

千樫反驳说：“不是那么回事，好像是自从起了蚁松这个笔名后才变成这么说话的。”

古义人这才想起用这个笔名写的通篇威胁性语言的文章，文章中说：“如果你继续发表进步性言论的话，就出版你那本因为害怕右翼而未出版的《政治少年之死》。”古义人为此感慨不已。

那天，吾良请制片人樽君和梅子还有千樫去饭店里的大仓寿司店吃饭。在那儿差点儿出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