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之损我，是我自愿损之，非他

孟曰：“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撄冠而救之可也。”吕原明的从者、张魏公的兵士，岂非同室之人？他们这举动，岂不是显违孟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必于残忍。杀人不眨的恶贼，往往临刑场，谈笑自苦，是其明证。程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故东原曰：宋儒以理杀人。

孟的学说：以我字为，所讲的亲敬兄和怵惕恻隐，内都藏有一个我字。其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者我也，其者我也，不脱我字，孟因为重视我字，才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才有“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说法。程倡“去人”的学说，专作剥削我字的工作，所以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孟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业已判决了的定案。韩昌黎桌锊僭唬骸俺甲锏敝镔猓天王圣明。”程极力称赏此语。公然推翻孟定案，岂非孟门叛徒？他们还要自称承继孟统，真百思不解。

程的门人，专“去人”的工作，即是专“去怵惕”的工作。门人中有吕原明者，乘轿渡河坠，从者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这派学说传至南渡，朱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苻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

有人问：怵惕心不除去，遇着大患临，我只有个畏死之心，怎能救国救民的大事呢？我说：这却不然，在孟是有办法的，他的方法，只是集义二字，平日专用集义的工夫，见之真，守之笃，一旦临大事，义之所在，自然会奋不顾的去。所以说：“生，亦我所也，义，亦我所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平日集义，把这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完全全的，并不像宋儒去人，平日蹈危阶，把那畏死之念去得净净的。孟不动心，宋儒亦不动心。孟之不动心，从积极的集义得来；宋儒之不动心，从消极的去得来，所走途径，完全相反。

杨一而利天下不为也，极端尊重我字，然杨同时尊重他人之我。其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为贱。”不许他人我一，同时我也不他人一，其说最，故孟认为墨之上。然由杨之说，只能到利己而无损于人，与孔门仁字不合。仁从二人，是人与我中间的工作。杨学说，失去人我之关联，故为孟所斥。

孔门学说“已立而立人，已达而达人”利己利人，合为一事。杨为我，专讲利己，墨兼，专讲利人。这都是把一个整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学术界公例：“学说愈偏则愈新奇，愈受人迎。”孟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死后，未及百年，他讲学的地方，全被杨墨夺去，孟攘臂而起，力辟杨墨，挥孔推己及人的学说。在我们看来，杨为我，只知自利，墨兼，专门利人，墨价值，似乎在杨之上。乃孟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反把杨放在墨之上，认为去儒家为近，于此可见孟之重视我字。

墨放踵以利天下，其则为损己利人，与孔门义字不合。义字从羊从我，故义字之中有个我字在；羊者祥也，善二字皆从羊。由我择其最最善者行之，是之谓义。事在外，择之者我也，故曰义内也。墨兼，知有人不知有我，故孟斥之。然墨之损我，是牺牲我一人，以救济普天下之人，知有众人之我，不知自己之我，此菩萨心也。其说只能行之于少数圣贤，不能行之于人人，与孔门中庸之，人己两利之旨有异，自孟观之，其说反在杨之下。何也？因其失去甲乙二图之中心也。孟曰：“天之生也，使之一本。”一本者何？中心是也。

于是程门下，第一个足弟谢上蔡，就照着程门教条去，每日危阶上跑来跑去，练习不动心，以为我不畏死，人去尽，天理自然行，就成为满腔是恻隐了。像他们这样的“去人，存天理”明明是“去怵惕，存恻隐”试思：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孺是我的放大形，怵惕既无，恻隐何有？我既无，孺何有？我既不畏死，就叫我自己井，也是无妨，见孺井，哪里会有恻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