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舍去了我字。其原因就由宋儒读孺子将入井章，未能彻底研究，其弊流于自己已经身井在中，宋儒还怪他不救孺子。诸君试取宋儒语录及胡致堂著的《读史管见》读之，处处可见。

孟子的学说，不脱我字，所以敢于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敢于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敢于说：“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宋儒的学说，舍去我字，不得不说：“臣罪当诛，天王圣明。”

宋儒创出“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天理隐贴恻隐二字，把他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说不清。其流弊至于把怵惕认为人欲，想尽法子去铲除，甚至有身蹈危阶，练习不动心，这即是铲除怵惕的工作。于是“去人欲，存天理”变成了“去怵惕，存恻隐”试思：怵惕为恻隐的来源，把怵惕去了，怎样会有恻隐？何以故呢？孺子为我身之放大形。恻隐为怵惕之放大形，我者圆心也，圆心既无，圆形安有？怵惕既无，恻隐安有？宋儒吕希哲目睹轿夫坠水淹死，安坐轿中，漠然不动。张魏公苻离之败，死人三十万，他终夜鼾声如雷，其子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宋儒自称上承孟子之学，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缨冠而救之可也。”吕希哲的轿夫，张魏公的部下，当然要算同室之人，像他们这样漠不动心，未免显违孟氏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就会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匪，身临刑场，往往谈笑自若，就是明证。

我们研究古今人之学说，先要研究他对于人性之观察，因为他对于人性是这样的观察，所以他的学说，才有这样的主张。把他学说的出点寻出了，才能批评他的学说之得失。

小孩与母亲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1）一个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外人，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格外亲爱。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亲；（2）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亲；（3）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生了利害冲突，例如：有一块糕饼，母亲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亲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这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亲。

孟子看见前两种现象，忘了第三种，故创性善说。荀子看见第三种现象忘了前两种，故创性恶说。宋儒却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但不知这三种现象原是一贯的，乃造出气质之性的说法，隐指第三种现象；又用义理之性四字，以求合于孟子的性善说。人的性只有一个，宋儒又要顾孟子，又要顾事实，无端把人性分而为二，越讲得精微，越不清。

孟子创性善说，以为凡人都有为善的天性，主张把善念扩充之以达于天下。荀子创性恶说，以为凡人都有为恶的天性，主张设法制裁，使不至为害人类。譬诸治水，孟子说水性向下，主张疏瀹，使之向下流去。孟子喜言时，诗者宣导人之意志，此疏瀹之说也。荀子说水会旁溢，主张筑堤，免得漂没人畜。荀子喜言礼，礼者约束人之行止，此筑堤之说也。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治水者疏瀹与筑堤二者并用。我们如奉告子之说，则知孟荀二家的学说可以同时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