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并不直接出谋划策却给予理论指导或哲学思考的“山中宰相”至少，他极愿意发表他对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的看法。这是他站在哲学家的高度，居高临下俯瞰历史得出的结论，不吐不快。这就实际上是在参与政治干预现实了。而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他的内在矛盾便暴露无遗。

就说“西体中用”“西体中用”是李泽厚的得意之笔。从学理上讲，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中西体用之争的结果，也无非是四种选择：一成不变。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一成不变守不住，全盘西化行不通，中体西用早就声名狼藉，剩下的选择，也就只有“西体中用”

问题没有，麻烦却多。麻烦就在于究竟什么是“体”“西”又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李泽厚自以为说得很清楚，其实吞吞吐吐，闪烁其辞，甚至前言不搭后语。比如他说“体”只能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至于“西”则主要是现代化的意思。现代化虽然不等于“西化”但现代化之种种(思想、观念、方式、载体)却又都从西方学习、引进得来，因此无妨谓之“西体”以世纪新梦》)。这倒是不错的，只不过用不着李老师来讲来教。因为我们早就穿牛仔裤、吃麦当劳、开丰田车、用电冰箱了。一句话，我们早就“西体”了。只是不知道如何“中用”用进口收录机放磁带打太极拳算不算？

看不懂的地方还很是不少。比方说，李泽厚斩钉截铁地一口咬定：“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只能是“社会存在”；却又说“学”既然生长在“体”上，并产生、维系和推动这个“体”的存在，就当然应该为“主”、为“本”、为“体”因此所谓“西体中用”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西学”不但包括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其他理论学说，以及科学技术、政经管理等等(《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这可真是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体，既是“社会日常生活”又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人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它还同时也就是“西体’)，到底是哪个？西，既是现代化，又是新思想，还包括科学技术，又到底是哪个？

都是，也都不是，全加在一起才是，却又只能分开来说，而且越说越说不清楚。因此李泽厚这个看上去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辞的提法，就麻烦多多。如果“西”即现代化，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现代为体，传统为用”；如果“西”

即科学技术，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科技为体，人文为用”；如果“西”即马克思主义，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马列为体，儒学为用”这倒可能是李泽厚的真实想法。晚年的李泽厚，津津乐道的课题是“新儒学”而他的所谓‘“新儒学”又据说是要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或者说，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夺取和占领“新儒学”的阵地。我想这大约又是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事情。海外那些“新儒家”并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必领他的情，至于年轻一代，则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趣。

李泽厚的这种“紊乱”或“杂揉”正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原本就喜欢搞折衷调和，就连那个早就有人质疑的“体用模式”也不肯放弃，诸家学说都—一顾及。这种做法，貌似公允，实则中庸。其实，思想家的可贵，不在乎和，而在彻底。如果兼容性不够，或统摄力不足，自己心里想着“集大成”给人的感觉弄不好就是“一勺烩”这是一个教训。以李泽厚之才智过人尚且如此，学力不逮者就更不用存那份痴心妄想了。

不能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完全没有道理，更不能说他不是一番好意。他是很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一条康庄大道的。他设想的蓝图也很不错：以社会存在(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本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科技生产力为关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既学习酉方经验，又弘扬民族传统，以期平稳健康地实现现代化。这有什么错？差不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思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理论，还要你那个含糊其辞歧义甚多的“西体中用”干什么？你那个“西体中用”既不如邓小平理论讲得清。也不如邓小平理论管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西体中用”呢，却还要解释老半天。单凭这一条，就不成功。

我看李泽厚是没什么事可做没什么路可走了。他恐怕只能在“晚风”中，继续编织他的“世纪新梦”毕竟“人活着，总有梦”没有梦，人“特别是那些为人类制造幻梦的知识分子，又如何能活呢”？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梦，也不能没有李泽厚这样的知识分子，怕他们不过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