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统一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神偶像，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和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个“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远，而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学四讲》。《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了。只有《的历程》是不朽的，尽他自己更偏《华夏学》。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据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好事”未必有份“坏事”件件摊上：生孩要有计划了，提职位要看文凭了，评职称要考外语了，分房要掏钞票了。好容易熬来，不好又要下岗了。真是步步跟时代变化，步步赶不上趟。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分。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思想解放”的好时代。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是以邓小平为心的中共层领导发动的，却和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面的大龄学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中等教育是在“文革”前完成或接受的，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能够以“同等学力”在恢复考后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的原因之一)。在“文革”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打跌爬，历尽磨难，有如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狠狠折腾了一番。有的炼就“金刚不坏”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

李泽厚来得很滞洒。

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程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20世纪80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ZO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和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人述评》)。他和邓小平的“一致”充其量不过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这时，李泽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