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

“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照这一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而之所以要修，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价值。相反，有一肚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卖去？

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是最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

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无着，咱就得扫地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得起来？

甚至还有自己上杆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议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策略，却也是一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自己是谁。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自由思想，独立神，真是谈何容易！

第三是“耐不住”持“自由思想，独立神”其实就是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