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学者夏中义就持这观。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了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九谒先哲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尖级和超一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匠、旷世奇才？早在二十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人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

这当然比只谈学问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就在于，如果那“学统”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这“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门生（比如汪籛）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显然比持什么“学统”意义重大得多。

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憎好恶毫不相。他要当真喜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