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想责备谁。我们也没有资格责备谁。我们自己在那个荒唐年月里的荒唐事还少吗？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四？但事情却必须搞清楚。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找原因并引以为训。

汪璧自杀了。留下的是无法弥合的裂痕。

汪璧的立场，就是“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汪璧也是个老党员，早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六十年代她帮顾准“销毁罪证”时手法熟练动作捷，就因为她当年用这办法对付过特务。对于这样一个老党员来说，党的立场就是她的立场，党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党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向何方。因此，当一个足以死人的两难问题摆在她面前时，她的内心世界就分裂了。这个问题就是：要革命还是要顾准，跟党走还是跟顾准走，相信主席还是相信顾准？她当然是要革命的。顾准也要革命。这本来不成问题，他们是“革命夫妻”么？问题是，一个人是不是革命，并不由他们自己说了算。顾准说自己是革命者，别人却说他是“反革命”而这些“别人”又据说代表党。这一下，汪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不知该生还是该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样，连“死路一条”都没有（请参看本书《忏悔与人》）。诚如顾准次顾南之（梁）事后回忆所说：“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走啊？”

汪璧一开始也想两全。但即使她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女呢？难让他们也沦万劫不复的地狱黑牢？倒是作为父亲的顾准想得“周到”1966年，当他看到女儿的思想与自己尖锐对立时，为了保护女的前途，与汪议定，今后就让女把他作为“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女和主文化为一。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以确保女和自己划清界线。由于同样的原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决定。她只是衷心祈望“顾准能逐步向组织靠扰，而组织上则逐步谅解顾准，于是，一切又恢复常态。”

从六十年初开始

式结束后，弟两人抱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兄长的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女们毫不犹豫也别无选择地站在了汪一边。

这当然不能怪顾准。当时，他也在千方百计打听家人的情况，甚至在为家人攒钱攒粮票。但他被牢牢地制住了，一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样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可惜这些情况女们都不知，知了也未必能抹去心的影。至少是，一边是很少回家、却不断给家里惹麻烦添带来灾难的父亲，一边是受尽惊吓、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女的站在谁一边，将心比心，还不难理解吗？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顾准的弟弟陈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不发人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光，会“像刀一般。”

那就恕我不恭了。

依我的猜测，女们不愿见顾准，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牵连和影响），多半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这一想必他们现在不愿意说来）。所谓“怨恨”也未必是因为顾准“害”了他们，而多半是因为顾准“害死了”他们的妈妈。顾准的妻汪璧是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杀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此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其实，早在1967年她与顾准离婚之前，就已经有了自杀的念。“文革”刚爆发，她就受到顾准的株连而被批斗，既是“走资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后来又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而这一切，又无不与顾准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汪就是顾准害死的。汪被死后，几个顿失庇护的孩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只好弟几个相互帮衬搀扶着，料理了母亲的后事。这个时候，那个“害死”妈妈的顾准在哪里呢？他可曾来看亡妻一？可曾来为丧事一把力？可曾来安一下痛失慈母的儿女们呢？没有。

然而她盼来的却是失望。顾准并没有“逐步向组织上靠扰”反而越走越远；组织上也没有“逐步谅解顾准”反倒越整越凶，最后，连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样的党的最层领导都被打倒，她一个“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属”又能有什么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