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句与句、段与段之间有紧密的逻辑联系，而且首尾照应，古今相映。文中运用例证、引证、假设，特别是对比的论证方法。如“赂者”与“不赂者”对比；秦与诸侯双方土地得失对比，既以秦受赂所得与战胜所得对比，又以诸侯行赂所亡与战败所亡对比；赂秦之频与“一夕安寝”对比；以六国与北宋对比。通过对比增强了“弊在赂秦”这一论点的鲜明性、深刻性。

3。语言生动，气势充沛　在语言方面，本文除了具有一般论说文用词准确、言简意赅的特点之外，还有语言生动形象的特点。在论证中穿插“思厥先祖父…而秦兵又至矣”的描述，引古人之言来形象地说明道理，用“食之不得下咽”形容“秦人”的惶恐不安，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文章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的感情。不仅有“呜呼”“悲夫”等感情强烈的嗟叹，就是在夹叙夹议的文字中，也流溢着作者的情感，如对以地事秦的憎恶，对“义不赂秦”的赞赏，对“用武而不终”的惋惜，对为国者“为积威之所劫”痛惜、激愤，都溢于言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使文章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再加上对偶、对比、比喻、引用、设问等修辞方式的运用，使文章“博辨以昭”(欧阳修语)，不仅章法严谨，而且富于变化，承转灵活，纵横恣肆，起伏跌宕，雄奇遒劲，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

评价

　苏询的《六国论》，不属于写的自由潇洒或错综起边的类型，而是在行文结构方面带有规范性的作品，体现了议论文论证严谨的特点。因为头绪清楚，变化较少，通过提要钩玄，逐段逐层梳理归纳，很容易搞清楚文章脉络和主要思想内容。

　在文章结构上便于学习。

　但另一方面，苏洵的《六国论》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结于“赂秦”尽管文章在论证上、语气上给人势如破竹的感觉，但今天看来显然失之偏颇。因为从本质上讲，六国灭亡是由于不思改革进取，不采取富国强兵之策，从而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被历史所淘汰。当然也有战略、策略(包括“赂秦”)等方面的种种具体原 因。单从某种视角看到了某些事实，便以为抓住了事物的全部，这是人类很容易陷入的误区。（节选自《应用写作》2006年第5期《事实论证——雄辩与僭越》）

简介

　苏洵(公元1009－1066)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祐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祐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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