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亲自犯罪也用不着别人教唆，被说成是大手笔的拉米雷斯写的《天谴》我认为是本没写好的探案小说，作为一本艺术类型的小说也好不到哪儿去，另外奥内蒂的《请听清风倾诉》彻底地让我决定今晚不再翻看南美小说，而去外面散散步，吹吹中国的夜风，顺便提一句，南美的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被很多人喜欢，据说因为他写得神秘而短小，不是我为中国会写字的人吹牛，依我看，中国的很多无名谜语作者都要比他写得好。就这么一种不可救药的风格还被日本的村上春树给抄袭得更不可救药，在村上的努力下，神秘被保持下来了，而短小变成了冗长，使得故弄玄虚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新时尚，没办法，读者的无知把作者的愚蠢变为成功已太普遍了――南美小说在一段时间内被称为＂文学爆炸＂，这充分反映出南美人诈诈唬唬的天性，当然，点燃这根导火索的仍然是万能的金钱，不信请看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所著《文学爆炸亲历记》――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抽疯似的乱炸一气的现象没什么了不起，我敢说，给我一亿美金，我就能在中国造出一颗文学原子弹来，响动与毁坏力比南美人只好不差，非把世界上的读者震得大跌眼镜，炸得满地找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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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楼下，对着夜风小声诉说着我的困惑，我弄不清自己该写些什么，有价值的书写不出来，没价值的书不爱写，写骗人的天书我又不情愿，这是我的毛病吗？老实说，只有夜里我才这么想这件事，白天，我宁可把这个毛病当做我的优点，我走着，走着，内心深处的思想斗争像哈姆雷特那么激烈，一会儿，我劝自己，写吧写吧，该蒙就蒙，该骗就骗，反正读者都说自己不是傻子，另一会儿，我又鼓励自己，别妥协，别学坏，要诚实，什么都别写，就这么呆着，看懂别人的笑话就够了，不一定非要自己也变成笑柄之后才算有资格说我看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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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剧本时，内心可没有这种不安，我认为剧本只是我谋生的工具，我知道，我写的剧本在播出后不久就会销声匿迹，而且，剧本是集体骗钱项目，想到电视台、制片人、广告商、名演员、导演都比我骗得更狠，我便会心安理得，可写书是单干呀！在东高地我的小屋里，我坐在电脑前，惶惶不安地思前想后，浪费了大量时间，最终也没有得出什么正经八百的结论，在我东想西想的时候，地球、收费电表、太阳之类的东西照转不误，每一个清晨都抢着来向我报告时间的流逝，我的身体也每况愈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适合衣不遮体、风餐露宿、沿街乞讨，追随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了，我的前辈，那些愤怒专家，比如鲁迅、叔本华之类的人也没有给我做出愤而自杀的表率，因此，我不得不学着他们，一边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一边骂骂咧咧地写文章，实际上，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私下里，也不想像他们一样没出息，但我与他们一样，由于缺乏能力，无法在世间干点实事儿，因此只好像他们一样忍气吞声地写我的名著。有时，我还感到有点幸运，比如，我看了凯鲁亚克的日记，发现作为一有色人种，工作压力很小，因此混起来要好受得多，我知道今生今世想赢得像梦露、伊莎贝尔-阿佳妮之类的白种靓女是痴心妄想，因此也就能坦然面对我的命运，但如果是白人，即使想通过写写文章出人头地这么一点小事也要面对无数聪明前辈，凯鲁亚克就被他的前辈压得喘不过气来，经常偷偷对着窗外闪过的姑娘大腿发出无奈的叹息，实在是把他馋得够呛，难怪日子过得那么颓废，要知道，对于像福克纳之类本国农民作家，或是海明威、诺曼-梅勒之类的粗人，凯鲁亚克也许有点办法，但欧洲的一系列作家却令他望而却步，要知道，他是一个空怀一身梦想的天真的美国白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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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对某事犹豫不决或毫无办法的时候，特别希望得到一些实事求是的帮助，不幸的是，在我周围，能做出这种帮助的人完全没有，相反，倒是那些假忠告满天飞，比如，有一夜，我的**突然来临，且愈演愈烈时，我打电话问一个朋友该怎么办，他既没有妓女的电话向我提供，也没有姑娘发给我，倒是向我大谈特谈左手右手在**方面的不同用途，这类废话在他看来，恨不能当新闻使，至少，也应算是生活小窍门儿，可却对我毫无用处，就像面对一所燃着大火的房子，你叫不来消防队就别提什么自己动手，杯水车薪，因为说也没用，97年我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只好自己摸索着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