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地打转。如果没有中国的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连原地打转都转不下去。没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狼”强悍闯入，中国就永远突不破农耕经济形态，这是中国的特殊性。封闭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条特殊的支流，是条内陆河，像封闭的塔里木河，不靠先进阶层采取果敢手段，它自己永远流不到世界潮流的主河道里去。

杨克问：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也就是说什么民族行业出什么民族，出什么性格。这是否具有普遍性？

陈阵说：当然具有普遍性了。例如，日本的民族存在就很厉害。人家虽然也种水稻也有农耕，但从本质上讲，日本是个岛国，日本民族自古就是海洋民族，干的是航海打鱼、海上游猎，海上贸易、倭寇海盗的勾当。人家在民族性格上就是凶猛的海狼，海狼一上岸那还不

冲得农耕羊群猢狲散。倭寇在古代就打到过南京杭州，焚烧过杭州的雷峰塔，甚至在海上，还把侵略日本的元朝蒙古大军全部歼灭。近代西方更强的海狼一过来，日本马上就归队狼群，脱羊入狼，脱亚入欧。一脚踢开中国儒家，去学习西方文明，西方的宪政、法律、科学、教育和大工业。海狼遇海狼，气味相投，相见恨晚。一边是如饥似渴，好学不厌；另一边是代培留学生，诲人不倦。由于日本民族学习西方不仅没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障碍，相反，还唤醒海狼的天性，激起更强的求知欲和进取心，所以人家学得极快。1868年明治天皇实行维新，此后在短短的36年内，就建起发达的工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大清国，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白种沙俄，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加入欧洲列强的行列，创造了世界上民族大跃进中的第一奇迹。现在日本又成为世界上名列第二的经济强国。而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直到现在还处在第三世界，两岸尚未统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教育投入排在世界的后列，投资效益排在世界末流，科技水平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土地荒漠化的进度和地下水的跌落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而早已过剩的农耕人口却还在几年几千万几千万地增长；中国软弱的足球，一直被日本狼、太极虎打得羊性原形毕露毕现，看不到出头之日…

一千多年来，中国拿农耕儒学羊经去教化日本狼学生，真是误人子弟。日本跟着中国儒家学了一千多年，却在世界上默默无闻。可是跟西方海狼才学了30多年就一飞冲天。而中国呢，西方的东西一进来，整个民族就在民族性格上发生强烈排斥反应，如羊见狼，不管好坏，几乎全民族抵制，从皇帝到义和团，反洋灭洋，结果被列强抢走大片国土，沦为半殖民地…

日本和中国，同样是东亚黄种，同样是儒家文化，同样接受佛教，然而，为什么日本的维新迅速成功，而中国的维新仅仅百日就被砍了头？不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上找根源，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自己民族的命运。

杨克连连点头，又接着问：可是为什么后来阿拉伯、突厥和蒙古这三大游牧民族都衰弱下去了呢？

陈阵说：阿拉伯和突厥民族后来也大多定居或务农了。蒙古民族虽然继续游牧，但是历史发展到火炮时代，草原民族的骑射优势丧失，人口又太稀少，它被中俄两个火炮大国夹困在内陆高原，失掉了进一步向海洋行业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草原原始游牧行业不发展到更高级的海洋“游牧”阶段，也会被更强悍的海洋“游牧民族”的性格所打败。所以依然是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民族性格强不强还必须放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比较。

海洋行业是一种更强悍的行业。海洋的飓风、巨狼和鲨鱼，远比草原的白毛风和狼群更凶猛更凶险。在这种行业中历练出来的民族，性格就更强悍，眼界更宽阔，足迹更遥远，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更广泛，抢夺新大陆、海外殖民地和原始积累就更早、更得先机。西方的游牧民族本来就强悍，一下海以后就如狼添翼。所以现在世界领先的民族大多是从草原游牧再发展为海洋游牧的民族，或者从来就是海洋民族。

还有，也不能低估宗教的禁锢作用。伊斯兰教坚决抗拒西方入侵和干涉，同时也拒绝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喇嘛教也把蒙古民族的骠悍性格软化了。但是，基督教却被性格更强悍的西欧民族所改造，成了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制腐败、对资本主义有利无害的新教。

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更强的民族存在决定更强的民族性格；而强悍的民族性格又可以反作用于民族存在，主动果敢地为自己民族创建起更加强悍先进的民族存在，以强化民族性格。强者为王，超强者夺冠。

近代俄罗斯的崛起也是如此。彼得大帝就把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比中国还落后的农奴制俄罗斯改革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其原因还在于他以狼一样的性格，大刀阔斧地打击消灭保守落后的贵族农奴主势力，放胆学习西方，冒险冲向海洋。微服私访、考察西欧，剃胡子、穿西服、戴假发，建海军、练炮兵、砸碎教堂的铜钟用来铸造大炮，甚至把俄罗斯的首都从农耕区强行迁到大海边，建立了面向强国和大海的圣彼得堡。那种气魄和勇敢给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文革前，我看《彼得大帝》、《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这些电影都不下五六遍。我到草原以后，从草原狼的身上找到了彼得大帝的性格来源。生活在茫茫俄罗斯大草原的俄罗斯民族，原本就是草原民族，它的农耕并不发达，而且俄罗斯还受到蒙古金帐汗国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和输血。没有草原和草原狼就不会有伟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

这两个原来比自己落后得多的邻国，都是凭借强悍的狼性格，后来居上，骑到中国的头上的。

杨克说：你是个忧国忧民的人。你实地考察和长期研究，理出这么一个史论大纲，你最终想达到什么目标？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最终结论。

陈阵说：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病根，寻找中国的出路。现在找到了中国这条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对症下药，把握民族的命运。

首先，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把中华的民族存在尽快地转变为经济政治上具有充分竞争性的民族存在，尽快培养出强悍进取、永不满足的民族性格。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根本。

其次，在民族性格上，坚决走“现代文明狼”的道路。必须适度地释放和高超地驾驭人性中的狼性，这是条世界性的高难道路。狼性充满凶猛强悍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又充满疯狂的贪婪、掠夺和破坏力。人性中的狼性特别像热核反应，能量巨大，破坏性也巨大，控制得好就能造福人类，控制不好就会毁灭地球。世界上没有多少民族和国家能合理地释放它，又能牢牢地驾驭它。能做到这点的国家都走到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这条道路难度极高，即便是近现代强国，弄不好也会翻船。像二战时的德、意、日三国的民族就未能驾驭住本民族的狼性，结果导致法西斯大爆炸，给本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祸。

中国的“文革”也出了大问题。由于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中国民族性格太软弱“狼性”不足，被西方列强打成了半殖民地，饱受屈辱。中华民族被深深激怒，那些志士仁人引进西方强悍进取的狼性精神，又一点一点地引进强悍竞争的西方工业，起来打到“孔家店”强烈地释放被久久被压抑的“狼性”炎黄游牧族的血液遗传和游牧民族的多次输血终于发挥了作用，中华民族性格慢慢强悍起来。百年奋斗，赶走了列强，取得了民族独立，还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然而，到文革时期，由于政治需要人为地释放和煽动狼性，打倒一切“

牛鬼蛇神”打倒国家主席，元帅将军，工商界精华，知识分子学术权威。狼性“红卫兵”横行全国：打老师，批校长，烧书籍，毁文物，抄家产，杀人放火、冲击大使馆，无法无天，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中国推向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人类整个历史和中国这段历史都深刻证明了释放和驾驭人性中狼性的高难程度：像儒家和封建专制那样全面阉割和镇压民族性格中的狼性，其结果是全民族性格羊性化，落后挨打，死路一条；像法西斯那样疯狂释放煽动狼性，则将把世界变成人间地狱，也是死路一条。只有适度释放狼性，并采用惟一能够控制和驾驭狼性的真正民主制和法治，抛弃橡皮图章式的假民主，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真正的民主制和法治才是惟一能够释放又控制狼性“热核反应”的现代反应堆。而要建立真民主，又必须同时进行和完成转换国民性格的基础工程，没有这个民族性格的基础，即使建起民主大厦，那也只是一座危楼，如果垮塌，反而会败坏民主的声誉，而在民主废墟上就会建立起更加专制的政体。没有扎扎实实的转换民族性格的基础工程，民主就永远只是中国少数人的奢望。转换农耕民族性格必须经过一个“野外放养”的过渡时期。但是，转换民族性格和推进民主又不能太慢，否则，民族性格软弱的旧病将会把腐败、低效、人口过度扩张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病毒扩散到民族全身，而耽误治疗抢救的宝贵时间。

杨克点头道：没错。西方民族性格太强悍，专制政府很难压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很难立足，就是立足也长不了。所以人家民族最终只接受民主制。而东方的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但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看来，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国民性格不变，中国的集权专制就始终不会终结。

陈阵说：狼性不强的民族永远不会去争取民主和使用民主。实际上，民主是强悍民族对统治者反抗和讨价还价的结果。

陈阵又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不改革民族存在，民族本性就不是“难移”了，而是“坚定不移”当前我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在改革民族存在，现在改革形势已不可逆转。从性格上形象地讲，既然“炎黄狼”、“秦汉狼”和“隋唐狼”曾经被农耕存在改造成“华夏羊”那么，随着新型竞争性的民族存在的确立和扩大，一直落后挨打的“华夏羊”就会成为勇猛进取的“现代中华文明狼”成为真正的炎黄子孙，并向更高级阶段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文明人”进化。

然而，由于在世界上，中国的农耕土地最广阔，农耕历史最悠久，农耕人口最庞大，农耕意识最深厚，城市化的空间又过于狭小，因此，要想在民族性格上从“华夏羊”转换为“文明狼”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痛苦，甚至是残酷淘汰的时期。如何能更文明地对待、安置和养活性格弱势人群，转化他们的软弱性格，将成为中国天大的社会难题。而且，以后政治体制的攻坚任务还可能由于民族性格软弱而久攻不克。而这些难题又必须依靠刚毅强悍坚韧的狼精神来攻克。

这些就是我的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