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的土壤中，因此虽然儒家充满三纲五常、保守顺从的农耕意识，但早期的儒家经典中还含有刚毅强悍的游牧遗风和性格，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后来宋明时期的纯农耕儒家有重大差别。

因此，在最初阶段，炎黄先民的狼性血液还没有被部分和平安定的农耕生活所稀释；凶猛桀骜的狼性性格和游牧精神，也不可能轻易被部分定居安逸的农耕环境所软化。

炎黄部族开始半牧半农。这样，他们既有凶猛的战斗性格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以保家卫国；又有相对安定的劳动生产条件，以生产供应充足的生活资料。因而这个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能量。炎黄先民从此在中原大地崛起，人口快速增长，国土剧烈扩张，从黄河流域一直扩展到长江流域。大禹陵至今还矗立在江南。

然而，逐渐扩大的农耕生活，慢慢消蚀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狼性性格，并慢慢破坏已经逐渐缩小的中原牧地的狼性造血功能。到商末时期，西部的周族开始崛起，当时周族已开始农耕，但是，由于周国地处西部，国内居民大多是戎狄游牧民族。周古公曾费大力气改革戎狄旧俗，建立新的封建生产关系。一般说来，游牧民族尚武善战；农耕民族尚文重教化。周国内部存在的农耕与游牧杂居融合的民族现象，就使得周国在民族性格上具有农耕与游牧半羊半狼的杂交优势。还有，周国经常遭到境外戎狄游牧民族的侵略，被迫与之交战，从而也得到了性格和军事上实战锻炼。因此，周民族在性格上就比较全面，狼羊结合，半野蛮半文明，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具有比中原农耕为主的民族更多的狼性血液，具有更强悍进取的狼性格，还具有较高的礼仪文明，敦厚待民爱民的向心力。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联合八个西方戎狄国，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戎车”和“虎贲”都标明了周国军队的游牧虎狼的特性。周武王在与商纣王七十万大军决战之前指天“大誓”号召全军“如虎如罴如豺”勇猛杀敌。而“豺”就是狼。周国凶猛的虎狼之师，以少胜多，取得大胜，灭掉商朝，建立起对中华文明影响极大的西周王朝。

周国在与戎狄民族杂居交融的时候受到了游牧民族天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深刻影响，后来周国又将这一影响带进华夏，并继续把天崇拜作为华夏民族的最高崇拜，周朝的最高君王也被称为周天子。

周国和周朝的这种半羊半狼的杂交优势，使周国和西周不仅接受了一次游牧民族狼性血液的输血，而且实际上还对整个华夏民族，重新输入一次草原狼性血液。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这次输血产生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这些对华夏民族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伟大人物。那时候华夏族的圣贤，都具有刚强的游牧精神：性格强悍，胸襟开阔，目光远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产生于这个时代，也是对当时民族性格的准确写照。而这种民族精神中充满了中华游牧精神。

农耕所必然产生的不思进取的安逸腐化，是商朝覆灭的内因，自强不息的周王朝取代商朝便顺理成章。在西周的盛期，文武之道张弛有度，文治武功光辉灿烂，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阵背靠车轮，伸开腿，继续说：中华民族以后的道路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的路线发展下去的。农耕必定软化农耕民族的性格，而草原游牧必定强化游牧民族的性格，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必须依靠游牧民族定期或不定期的不断输血。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涉及到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即民族性格问题。

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证明，历史绝对不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其内在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可是中华文明兴衰发展的特殊规律直到现在还隐藏在“偶然事件的堆积”里。如果不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的研究角度及其方法来研究分析这些“堆积”那么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中国特殊的文明兴衰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命运。

性格对于个人来说，是其能否成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民族来说，民族性格则更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国家大事。从世界各民族兴亡盛衰的历史看，民族性格属于民族脊梁问题。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强悍进取，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大就多；而一个民族的性格软弱，这个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民族价值标准看，民族性格软弱是一个民族最致命的缺陷。因为，软弱的民族性格是万恶之源，它将导致一系列最可耻、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不思进取，坐井观天、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叛卖投降、俯首称臣；人民被杀戮、被贩卖、被奴役、被歧视；民族被改种、改文、改姓、改身份等等。世界上无数古老农耕民族就因其性格软弱，而被残酷的世界无情淘汰。世界发展到现在，人口激增，生存空间和资源日益短缺，民族性格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必须更加充分重视民族性格问题。为此，就必须从民族性格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演变发展史。

我认为，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伟大贡献，最主要是在精神上性格上的贡献。而刚强进取的民族性格则是创造和支撑中华文明的支柱。华夏农耕民族是创造古代中华文明的脑与手，而游牧精神和游牧性格则是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脊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西周以后，华夏民族一个主导性的盛衰规律也由此开始：一旦华夏民族性格中的羊性太强于狼性，华夏就被异族入侵，山河破碎，任人宰割；一旦狼性太强于羊性，华夏中国就专制暴政，或军阀混战，民变蜂起，战乱不休。只有华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于羊性时，华夏中国才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中国的历史是不是按此规律发展的，而且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是不是又印证了这一发展规律。

到西周末期，长期的农耕和平环境，使得君王荒淫无度，玩物丧志，烽火戏诸侯。君主性格软化，无心富国强兵，结果周幽王被野蛮强悍的犬戎族攻杀，幽王的宠妃褒姒被掳，象征华夏最高权力和地位的“九鼎”宝器也被犬戎掠往草原，都城丰、镐西北被犬戎占领。强

盛约三百年的西周覆灭。此后，犬戎便成了华夏民族最可怕的敌人，直到唐朝，中原民族还把一切西北游牧民族统称之为“犬戎”和“戎狄”在唐代宗年间，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说：“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在唐德宗年间，大臣柳浑对德宗说：“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这个“犬戎”的“犬”字带有汉族特点的强烈的侮辱性，而且说戎狄是“豺狼”也准确地指出了犬戎或戎狄族的狼性格。至春秋初期，犬戎又成为秦国的强敌。后来犬戎的一支北迁到蒙古草原，成为蒙古草原最早的游牧民族之一。研究中国的游牧民族、游牧精神和游牧民族的图腾，也必须从古匈奴荤粥和犬戎开始。

根据文献记载，犬戎族就是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二白犬，并以白犬为图腾的西北最古老的游牧民族，属于西羌族，是炎黄族先祖的近亲。早在炎黄时期，犬戎族就是炎黄族的劲敌。《后汉书》就有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高辛氏就是黄帝的曾孙，尧帝的父亲。史料只记载了犬戎族的图腾是白犬，但并没有说明白犬是野犬还是家犬。但是，白犬到底是野犬还是家犬，关系重大，这涉及到民族性格问题、中华游牧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图腾起源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

我认为，白犬可能就是白狼，据《后汉书》记载，至汉朝，在原来犬戎活动范围内曾出现一个人口众多的西戎白狼国。到东汉明帝时“白狼…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自愿归属东汉。白狼王还命人作诗三首，合称《白狼歌》，献给东汉皇帝。因此，我认为白狼国就是犬戎国的变种，白狼王则是犬戎的后人，而白狼族就是崇拜白狼，并以白狼为图腾的部族。白狼国的存在，也可以证明犬戎所崇拜的白犬很可能就是白狼。

退一步说，即便白犬不是白狼，那么白犬也一定是像藏獒那样的比草原狼更高大更凶猛的野狗。据史料记载犬戎族极为野蛮凶悍，根据我对游牧民族的长期研究，历史上最古老最野蛮的犬戎族，按其民族性格来说，他们绝不会崇拜性格温顺听话的家狗，就像蒙古草原上从古到今所有马背上的民族，无一例外都不会以马为图腾的那样。因为马是草原人所驯服的动物，性格凶猛强悍的所有中华草原民族，绝对不会崇拜被自己所驯服的动物，也更不会把家狗家畜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而且，图腾是草原民族神圣的精神崇拜，而家畜却是受牧人鞭打驱使的奴仆，绝无神圣可言。咱俩在草原上生活了十年还不知道吗，牧民虽然很爱狗，但是在草原人的心目中，狗与狼地位极其悬殊，狗是草原人的战友，而狼则是草原人的神灵。

因此，我的看法是：犬戎族崇拜的白犬，或者是白狼，或者就是野生白犬，一种与狼同科，与狼同形，比狼更凶猛的自由野狗。所以，当时犬戎族的“犬图腾”就等于“狼图腾”古犬戎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崇拜“狼图腾”的古游牧部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