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率领着几个野马一样的女干部把全镇的寡妇集中到一起开会，宣讲寡妇改嫁的意义。在她们的积极动员和具体的安排下，村子里的寡妇们基本上都有了主。

在这场运动中，上官家的寡妇成了障碍。大姐上官来弟无人敢要，因为那些光棍汉们都知道来弟是汉奸沙月亮的妻子，是在逃反革命司马库用过的女人，也是和革命军人孙不言有过婚约的女人。这三个男人，别说活着的惹不起，死了的也惹不起。母亲的年龄也在纪琼枝划定的改嫁范围内，但母亲坚决不嫁。那个前来劝嫁的女干部罗红霞一进我家门就被母亲骂了出去。母亲说：“滚！我比你娘还大哩！”

奇怪的是当纪琼枝前来劝嫁时，母亲竟和颜悦色地问：“闺女，你要把我嫁给谁？”

母亲对待纪琼枝的态度和对待罗红霞的态度有天壤之别，时间仅仅隔了几个小时。

纪琼枝说：“大婶，太年轻的不般配，与您年纪差不多的，只有司马亭了。他虽然历史上有过污点，但后来立了功，功罪相抵。何况你们两家关系非同一般。”

母亲苦笑道：“闺女，他弟弟是我的女婿！”

纪琼枝道：“那有什么关系？你与他并没有血缘关系。”

四十五个寡妇的集体婚礼在颓败的教堂里进行。我恨，但我还是参加了这婚礼。母亲站在寡妇队伍里，浮肿的脸上似乎泛起了红晕。司马亭站在男人队里，不断地用残手搔头，不知是为了炫功还是借此来掩饰窘态。

纪琼枝代表政府赠送给这些新组合成的夫妻毛巾和肥皂。镇长发给他们结婚证书。母亲接着毛巾和证书，满脸通红，像个羞涩的小姑娘。

我心中燃烧着邪恶的火焰。我满脸滚烫，替母亲害臊。教堂的山墙上，当年悬挂过枣木耶稣的地方，如今悬挂着灰尘。当年马洛亚牧师为我洗礼的讲台上，站着一群不知羞耻的男女。他们畏畏缩缩，目光躲躲闪闪，小偷似的。母亲头发花白了，竟要跟自己女婿的哥哥结婚。不，已经结婚。结婚的真正意义是，司马亭就要公开地和母亲睡在一个被窝里了。母亲肥大的乳房就要被司马亭占有了，就像司马库、巴比特、沙月亮、孙不言占有我姐姐们的乳房一样。想到此我感到乱箭钻心，恼怒的泪水夺眶而出。一个女工作干部用一只黄瓢端着一些枯萎的月季花瓣撒向那些无所措手足的新人。花瓣如肮脏的雨，如干枯的飞禽羽毛，乱纷纷地降落在母亲灰白的、用榆树皮水涂抹得光溜溜的头发上。

我像失魂落魄的狗，蹿出教堂。在苍老的大街上，我真切地看到了身披黑袍的马洛亚牧师慢吞吞地徜徉着。他的脸上沾满泥土，头发里生长着嫩黄的麦芽儿。他的双眼宛如两颗冰凉的紫葡萄，闪烁着忧伤的光泽。我大声地把母亲已经和司马亭结婚的消息通报给他。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他的身体和他的黑袍像泡酥的瓦片一样顷刻间破碎了，化成一股团团旋转的、腐臭的黑烟。

大姐在院子里弯曲着雪白的脖子洗她的浓密的黑发。她弯着腰时那两只粉红色的美乳愉快地唱着歌，像两只黄鹂委婉地鸣啭。她直起腰时，一串清明水珠从双乳间流淌下去。她举起一只胳膊绾住脑后的头发眯缝着眼看我，腮上挂看冷笑。知道吗？她要和司马亭结婚！我对她说。她冷冷一笑，不理我。母亲牵着上官玉女的手，头发上还粘着耻辱的花瓣，走进家门。司马亭灰溜溜地跟随在后。大姐端起那盆洗头水泼了出去。水在空中展开，明晃晃一大片。母亲长叹一声，没说什么。司马亭从怀里摸出他那枚勋章，递给我，是想讨好还是想表功？

我严肃地盯着他的脸。他的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他的目光躲闪着我，为了掩饰窘态而低声咳嗽。我抓起他的勋章，用力甩出去，那沉甸甸的东西拖着金黄的飘带越过屋脊像小鸟一样飞走了。母亲恼怒地说：“去，捡回来！”

我赌气地说：“不，偏不！”

司马亭说：“算了，算了，留着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