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伸出去的前腿上，眼泪汪汪地看着院子里的人，目光哀伤而友好。狗通人性，果然不假。一群人扛着纸人纸马进来，张张扬扬地寻找着安放的地方。领头的那个纸扎匠，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子，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一看就是个精明角色。他脑袋无毛，像个灯泡；下巴上有十几根胡须，像个老鼠。母亲招呼着他，让他的人把那些纸活放在西厢房前，排成一排。四匹纸马，与真马大小相当。白毛黑蹄子，眼睛用鸡蛋壳染色而成。是大马的身躯小马驹子的神情，调皮可爱。摄像机的镜头对准那些马，对准纸扎匠，摇到纸人上。两个纸人，童男童女。童男名叫来福，童女名叫阿宝。他们的名字，写在他们的胸脯上。听说这个像老鼠精一样的纸扎匠，一个大字不识，但每年春节都在集市上摆摊子卖对联。他的对联不是写的，是照着人家的对联画的。他其实是个天才的美术家，造型艺术家。他的故事很多，我不能对您多说。还有一棵摇钱树，枝干用纸扎成，树叶子都是钻了孔的硬币，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晃人眼睛。

母亲还没把这拨纸扎匠打发走，另一拨纸扎匠又进了门。这是一拨洋派的，领头的那位，据说是一个艺术学院的肄业生，女的，留着小平头，耳朵上挂着两个明晃晃的圈子，上穿一件短衫，其实是用一块破渔网和几块烂布头做成的。下穿牛仔裤，露着肚脐，裤脚破烂，像两个拖把，膝盖处有两个窟窿。这样一个女子竟然干上了这一行。她的人侧着抬进来一辆奥迪A6小轿车，一台巨大的电视机，还有音响什么的。这些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两个纸人，也是一男一女，男的西装革履，粉面朱唇；女的一袭白裙，酥胸半露。好像是婚礼上的新郎新娘，而不是葬礼上的刍灵。摄像记者对这拨洋派纸扎匠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了那拨老派纸扎匠，他们跑着跟拍，跪着拍特写。小报记者的兴趣是拍人物，他后来成了以人物肖像著名的摄影家。那些纸活，把院子塞满了。而此时，姚七带领着一个腰间别着一只唢呐的吹鼓手头领和一个身披袈裟、手数念珠的和尚，从那些纸活的缝隙里，走到母亲的面前。母亲挥一把汗，对着东厢房大喊：

"老罗，你出来帮我照应一下嘛！"

在下午的酷热阳光里，我坐在棺材前，机械地往瓦盆里扔着纸钱，眼睛看着院子里的热闹，偶尔看一下对面的甜瓜。她困了，不时地打着哈欠。妹妹不知道钻到哪里去了。黄彪的小媳妇，精神抖擞着，携带着浓浓的肉味，像股小旋风，在厅堂里穿梭来往。老兰在一个房间里大声说话，我不知道听他说话的人是谁。进进出出的人实在太多了，记不过来。那天老兰家像个指挥大战的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员、地方政府的官员、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啥人都有。我看到父亲从东厢房里出来，虾着腰，面色阴沉。母亲脱去了上衣，穿一件白衬衣，衬衣的下摆扎在黑裙子的腰里，脸膛红彤彤的，像个刚刚生了蛋的母鸡，很是精干，很是热烈。她对着那一土一洋的纸扎匠头儿，指指木头一样站在纸活前的父亲，说：你们跟他去结算。父亲也不吭气，转身进了东厢房。那两个纸扎匠，或者是艺术家，彼此用轻慢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便跟随在父亲后边，进了东厢房。母亲对着姚七、吹鼓手、和尚，大声地说话。她的话高亢尖厉，在我的耳朵里轰鸣。我也困了。

我可能是打了一个盹儿，因为当我再把目光投到院子里时，发现那些纸活已经被叠放在一起，腾出来不少空间。腾出来的空间里，摆放着两张桌子和十几把折叠椅子。方才那毒辣的太阳，已经被乌云遮住。七月的天，女人的脸，说变就变。黄彪的小媳妇到院子里转了一圈，回来说：

"这个天，可千万别下雨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挡不住，"一个穿着白大褂，烫着大发鬈，涂着黑嘴唇，满脸青春痘的女人，一闪身出现在正厅的门口，接上了小媳妇的话茬，说，"兰总在哪里？"

小媳妇目光如梭，上下打量着来人，用轻蔑的口吻说：

"范朝霞，是你啊，你来干什么？"

"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范朝霞用同样轻蔑的口吻说，"兰总打电话，让我来给他刮胡子。"

"你不要假传将令，范朝霞，"小媳妇怒冲冲地说，"兰总遭了这样的大事，两天没吃一粒米，没喝一滴水，哪里还有心思刮胡子？"

"是吗？"范朝霞冷冷地说，"兰总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我还不至于听不出他的声音吧？"

"你是不是有点发烧？"小媳妇讽刺道，"人发烧时脑子里会出现幻觉，见神见鬼的。"

"呸，"范朝霞啐了一口唾沫，说，"你躲到一边去凉快凉快吧，在这里充起内当家来了，死人还没凉透呢！"

范朝霞提着理发工具，意欲进门。小媳妇展开双臂，把住两边门框，双腿也劈开了，身体成了一个"大"字。

"你让开！"范朝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