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冻雨依然下，也许是夜更深了的缘故，那窸窣之声显得愈加清晰、密集，宛如无数的小兽在那里爬行。老革命向着陵园的深处走，向着阴森森的黑暗走。狗紧跟着老革命，他紧跟着狗。起初还能借着门口那盏电灯的光芒看清狭窄的、鹅卵石铺成的道路两侧修剪成宝塔形状的柏树的大致轮廓，一会儿，沉重的黑暗便从四面八方包抄上来。他体会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的滋味。黑暗愈深，冻雨敲打树枝的声音便愈响亮，乱糟糟的，紧密的声音让他感到心中烦乱而空虚，只是凭着声音和气味，他才感觉到老革命和大黄狗的存在。黑暗其实是一种具有强大压力的物质，能把人挤成薄饼。侦察员感到恐惧，他嗅到了隐藏在青松翠柏之间的烈士墓的气息。他感到那些树木都是一些不怀好意的黑色大汉，抱着膀子站着，嘴角挂着冷笑，心里转着坏念头，在它们身下，那些黄草枯立的坟头上，坐着一些毛茸茸的英灵。恐惧使他酒意全消，他下意识地抓住了腰间的手枪，抓枪时感到手上流出了冷汗，有什么东西怪怪地叫了一声，通过黑暗中的翅膀扇动声，他猜到叫者是一只鸟，什么鸟不知道，也许是猫头鹰吧？老革命咳嗽了一声，狗叫了一声，这两声阳世间的声音给了侦察员很大的安慰，他也夸张地咳嗽了一声，连他自己也能听出，这声咳嗽带着浓厚的虚张声势的味道。老革命一定在暗中嘲笑我，他想，连这条跟思想家一样的走狗也会嘲笑我。他看到了狗眼放射出的碧绿光芒，如果不知道这是一条狗，一定会错认为这是一条狼。他无法自制地连连咳嗽起来，一道刺目的电光突然射在他的眼上。他捂住眼睛，刚要张嘴说几句反抗的话，电光突然转移了方向，定定地照在一座白石头凿成的墓碑上。墓碑上的阴刻大字看样子不久前重新油漆过，鲜红的颜色，令他触目惊心。碑上的大字是什么他没有看清，他被红色照黑了眼。像亮时一样突然地电光消逝，他眼前还有一些火星闪烁，脑子里却通红一片，像传达室里那个燃烧着松木劈柴的灶膛。他听到老革命在他面前沉重地呼吸着，冻雨落木的声音突然隐退，一阵剧烈的、山崩地裂般的声音在附近响起，震得他不由地跳了起来。他搞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爆炸，他也没心思去考虑，关键的是，从电光照亮烈士墓碑那一刻，一股巨大的勇气突然灌注进他的身体，像病酒一样的嫉妒，像寡妇酒一样的邪恶软弱，像爱情洒一样的辗转反侧、牵肠挂肚，通通排出体外，变成酸臭的汗、腥臊的尿。而英猛的、像奔驰在哥萨克草原上的一匹烈马一样的伏特加（vodka）变成了他，粗犷豪放、粗中有细、富有冒险精神、富有刺激性、像狂欢的西班牙斗牛士一样的格涅克（cognac）变成了他。他吃一口红辣椒，咬一口青葱，啃一口紫皮蒜，嚼一块老干姜，吞一瓶胡椒粉，犹如烈火烹油、鲜花簇锦，昂扬着精神，如一撮插在鸡尾酒中的公鸡毛，提着如同全兴大曲一样造型优美的“六九”式公安手枪，用葛拉帕渣（grappa）那样的粗劣凶险的步态向前狂奔，似乎只是转眼间的功夫，侦察员便返回一尺餐厅，踢开了一扇洁白如玉的房门，举起手枪，对准女司机和坐在女司机膝上的一尺侏儒“啪啪”两枪，打破了两颗头颅。这一系列动作像世界闻名的刀酒一样，酒体强劲有力，甘甜与酸爽共寓一味，落喉顺畅利落，宛若快刀斩乱麻。

二

一斗兄：

大函及大作《烹饪课》俱收悉。

关于去酒国采访的事，我已跟领导初步地提了一下。我们领导不太愿意让我去，因为我是军人，而且刚由上尉晋升为少校（减了两颗星加了一条杠，还不如三星一杠的神气，所以我并不得意），理应到连队去跟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操练，写出反映新时期军人风貌的小说或“报告文学”到地方去采访写作，关系上不太顺溜，尽管酒国这几年轰轰烈烈，颇为引人注目。这事儿我不想罢休，我继续努力争取，冠冕堂皇的理由倒也多得很。

酒国的首届猿酒节，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一次盛会，到时觥筹交错，酒气弥漫，诸多头重脚轻飘飘欲魔的酒徒队里，希望能出现我肥胖的身影。

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已到了最艰苦的阶段，那个鬼头鬼脑的高级侦察员处处跟我做对，我不知是让他开枪自杀好还是索性醉死好，在上一章里，我又让他喝醉了。因为创作的痛苦无法排解，我自己也喝醉了，没有飘飘成仙之愉悦，却饱览了地狱里的风景。风景那边最差。

大作《烹饪课》是用了一晚上的时间读完的（反复读了几遍）。对你的小说，我越来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勉强地说几句，可能又是以前说过的那些话的重复，什么前后风格不一致了，什么随意性太强了，什么分寸感把握得不好了，等等等等，所以我想与其老生常谈一番，不如干脆闭嘴。但我还是遵嘱把小说专程送去了《国民文学》，周宝他们不在，我写了一个纸条，把稿子留在桌子上。能否发表，就看你的运气了。但根据我的经验，这篇小说多半难以发表，你我虽未谋面，但也是老朋友了，所以直言不讳。

我坚信你能写出既有较高的质量又能符合《国民文学》选稿标准的小说来，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早一点，或是晚一点。你千万不要灰心丧气。

前后算起来，你寄给我并由我代转的稿子有六篇（《一尺英豪》在我这儿）了，如我能去酒国，当去《国民文学》把稿子替你取回来，到时带给你，由邮局寄既不安全又麻烦，我每去邮局寄一次东西就紧张好几天，那些坐柜的先生女士们永远绷着一张抓特务、搜炸弹的脸，让你自己都感到装在纸袋里的仿佛是些反革命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