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我们的大目标是奔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的小目标是奔向坐落在驴街尽头、门口有一株碗口粗老石榴的“一尺酒店”为什么叫做“一尺酒店”呢？请听我慢慢道来。

酒店掌柜余一尺实际身高是一尺五寸，就像所有的侏儒一样，他从来不对别人说自己的年龄，别人也无法猜测他的年龄。在驴街人的记忆里，这个和蔼可亲的小侏儒几十年一贯地保持着他的容貌和态度。当别人对他投去惊讶的目光时，他则回报以嫣然一笑。这一笑千娇百媚，令人心中忧伤无比，并随之生出悲天悯人的情绪。余一尺就是靠着他笑的魅力，丰衣足食地生活。由于他识字解文，家学渊博，腹中满装着五花八门的学问，所以往往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给驴街人带来许多乐趣，不敢设想这驴街失去了余一尺会变得何等寂寞和无聊。余一尺依靠他的天然条件，本可以优哉游哉地度完他的一生，但他心怀大志，不愿吃嗟来之食，趁着改革开放的雄风，竟然申请来一纸营业执照，从腰里拍出了不知何年攒就的一摞钱，请人改造了自家的旧房屋，办起了如今已名满酒国的一尺酒店。余一尺奇想联翩，也许是从古典小说《镜花缘》里受了启发，也许是从《海外奇闻》里得了灵感，酒店开业之后，他在《酒国日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招聘身高不足三尺的侏儒来酒店服务，这件事情当时轰动酒国，曾引起过激烈争论。一派意见认为：侏儒开店，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侮辱，是往鲜艳的五星红旗上抹灰，随着来咱酒国市观光的外国朋友的逐日增多，一尺酒店将成为我市的巨大耻辱，不仅丢了我们的市脸，而且丢了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族脸。另一派意见认为：侏儒的存在，是世界性客观现象。外国的侏儒靠乞讨过活，我们的侏儒靠劳动过活。这非但不是耻辱而是莫大的光荣。一尺酒店的存在，必将让国际友人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正当两派论战相持不下时，余一尺从市府大院的阴沟里钻进了市府大院（门卫如狼似虎，他无法从正门进去），钻进了市府办公大楼，钻进了市长办公室，与市长进行了一番长谈。谈话内容不得而知。市长用自己的豪华轿车把余一尺送回驴街，市报上的争论就此平息。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一尺酒店近在咫尺，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今天我请客，我跟余一尺老先生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品酒吟诗，面对着万紫千红花花世界，曾吟出千奇百怪美妙乐章。他是重义气轻钱财的好哥们，优惠服务，价格八折。

诸位高朋，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了一尺酒店门前。请抬头观看，那黑漆招牌上的四个镏金大字，个个生龙活虎，气韵生动；这是本市著名书法家刘半瓶的手笔，听他的名字就该知道这是位不喝半瓶好酒不会写字的主儿。站在门口两侧那两位身高不足二尺的袖珍小姐，斜披着锦锻彩带，对着我们微笑。她俩是一对双胞胎，是看了《酒国日报》上余一尺的招聘启事，坐着三叉戟喷气式飞机，从天上飞来的。这对双胞胎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家庭，她们的父亲的大名赫赫，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因此不说也罢。本来，这对姐妹依仗着父亲的权势，完全可以锦衣玉食、在富贵乡里过一生，但是她们偏不，偏要来咱酒国凑热闹。这对仙女的下凡，惊动了咱酒国市的党政最高领导，他们冒着雨，亲自到离市区七十公里的桃源机场迎接这对好宝贝。陪同这两位仙女降落的有那位老英雄的夫人，以及各种秘书。机场迎接宾馆宴请忙忙碌碌客客气气折腾了整整半个月，才算安排妥当。朋友们，不要以为咱酒国市在这件事上吃了亏，那是目光短浅或者说是鼠目寸光。固然咱酒国为迎接仙女及其母亲小小地破费了一点，但咱酒国却因此而跟那位绝对高级的首长攀上了亲戚，只要他老人家动笔划几个圈子，咱酒国就有大大的买卖可做，就有大大的金钱可赚。去年，他老人家来过咱酒国，抬了抬铅笔头，批给咱酒国市多少贷款？你们猜，在去年紧缩银根的恶劣金融气候下，他老人家批给咱酒国一亿元低息贷款！一亿元啊朋友们！咱们猿酒攻关项目的上马、中华酿酒博览馆辉煌大楼的建设、十月份第一届国际猿酒节的召开，都是用这一亿元。如果没有这两位仙女，他老人家怎么会到咱酒国来住上三天？所以呀，朋友们，把余一尺先生说成是咱酒国市特大功臣毫不过分，我听说市委已经在整理材料，报请上级，评余一尺为全国劳动模范，并颁发“五一”劳动奖章。

这两位出身高贵的仙女对着我们弯腰鞠躬，脸上笑容可捧可掬。她们容貌美丽，体态匀称，除了小巧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我们对她们报以微笑，由于她们的高贵出身，使我们对她们肃然起敬。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谢谢。谢谢。

“一尺酒店”外界也称为“侏儒酒店”内部装修豪华富丽，地上铺着五寸厚的纯羊毛地毯，一脚下去，温柔陷没踝骨。壁上镶着原色的长白山桦木板，嵌着名人字画，长大的鱼缸里懒洋洋地游动着巴掌大的金鱼，几盆名贵鲜花，开得如火如荼。大厅正中，活活地站着一匹黑色小毛驴，细看才知是件雕塑。“一尺酒店”能有这番气象，自然是门口那两位仙女降临之后的事，酒国市领导不是傻瓜，怎能让他老人家的一对掌上明珠在一家寒酸的个体小酒店里上班呢？现在的事大家都明白，所以对“一尺酒店”在一年之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就不必赘述。请原谅，允许我再回头说几句，赶在他老人家的夫人回上海之前，酒国市已为两位仙女在市中心的水上公园附近，盖了一栋小巧的楼房，还为这姐妹俩每人购买了一辆“菲亚特”牌小汽车。进门时不知诸位注意到了没有，那两辆“菲亚特”就停在那株老石榴树下的空地上。

一位穿红衣戴红帽的引座员迎着我们走过来了。他身躯的大小与一位两岁左右的婴儿相仿，脸上的五官搭配得很紧凑，基本也是儿童的五官比例。他走起路来有些摇晃，踩着深厚的地毯，他的屁股扭来扭去，颇似一只在淤泥中行走的小鸭子。他引导着我们，如同一条肥胖的小狗引导着一群盲人。

我们踏着漆成酱红色的松木板楼梯，爬到楼上，小红孩推开一扇门，侧身立在门边，像指挥交通的警察叔叔一样，左臂弯曲在胸前，右臂伸直在体侧，两只手掌挺直，左掌心朝里。右掌心朝外，两只手掌指示着同一个方向：葡萄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