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10年，我的很多批评几乎都是有罪推论和变八——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我想在任何社会里，这样的批评都会受到民众的迎。因为执政者的腐败和贪婪，这个社会官民对立严重。是啊，你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说，咱们真是可怜，你的上司是个，他砸了这么多事情，还开好车养小。以你的能力，远不应该只获得现在这些，而且凭什么让那个傻当你上司，人人都有当上司和换上司的权利，他的那些东西，都应该是你的。这话除了那个上司不听，谁都觉得说到他自己心坎里去了。我这么写文章，再加几句俏话，大家肯定都觉得我说的特别好，而且凡是不赞同者，皆会被民众说成五，是权贵之走狗，民主之敌人。就算想批评我两句，也得先夸一千字，才能委婉提上一两句，否则很容易引起不满被上各帽，就像我批评的那些人给其他反对者扣帽一样，所谓左右之间互相从来都没有协商和妥协。当我发现批评我的人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小心翼翼的时候，我自然兴了一阵，但后来我总觉得不对劲，我知无论我说的多么对，我必然有地方错了。

所以，我不希望多成为一些别的什么，而一切和我的工作有关的自由，我会依照宪法，不停地要，躺着，坐着，站着，走着，写着，说着，我只有不停地要，要到你想逃。无推动，无变革。

在好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决的革命者，认为凡是一党专制的，就要推翻它，必须多党派，必须直选，必须三权分立，必须军队国家化。当时也有朋友和我争辩，说会死人，会混，会倒退。当时我的观是，不一定啊，没试过怎么知，你那是统治阶级的推辞，再说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你不的极端一，不激一，你怎么铲除顽疾，大才能大治，反正到了世，我未必不是枭雄。但是逐渐我发现，这态度和那些独裁者的“我死后，他洪滔天”在情上其实差不多。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举着不同的旗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

。那时候我写文章，针砭时弊，批评政府，完全发自内心的痛恨。我是一个最恨束缚的人，也是一个晚上开车看见路上有一个坑都会报警并守着这个坑的人，天天盼望中国突变成国或者台湾式的社会。我甚至认为香港或者新加坡都是不完的，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制度必然带来了大的弊端。我从这些批评中获得了很多的赞誉，于是我开始在意于这些赞誉，甚至不自觉的迎合。然而的悲悯都抵不过悲剧的重复。

至于写作，在新年里，我希望我能写的只让我自己更喜闻乐见，不再讨好除了我女儿以外的任何人，想写的写，不想写的就一个省略号。

于是，想了很久，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2011年间早些的一些文章，从写钱云会村长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就开始有所变化。当然，在批评中，如果两者并列，则应先批权贵，因为很简单，权贵捞着利益了，苦全是平民受的。但这不代表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无穷尽无底线的讨好民众。你说民众多么好多么对多么善良多么素养，民众应该得到什么什么，民众应该享受什么什么，天赋民众各权，民众的睛不光是雪亮的，而且都是双…这些话其实和当年泽东上位之前狂拍群众的并没有什么区别，民众也许只是他获得权力和威信的筹码。

最后，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的个人情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