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以后，我回到罗那。我们乘坐一辆载重卡车午夜前后抵达谢塔莫，一到统工党总，连名字都还没有登记，人们就叫我们排成一队，给我们分发来复枪和弹。攻好象刚开始，他们在任何时候好象都需要后备军。尽我袋里装着医院的证明，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拒绝和其他人一块排队。我拿弹箱当枕睡在地面上，心情极度沮丧。当时，伤势已经损害了我的神经——我相信这会经常发作——战火中的景象使我到非常恐惧。然而像往常一样，我们还得等到天亮，况且我们毕竟还没有接到发的命令。第二天早晨，我示了医院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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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比塔的购买力相当于四个便士。

我到过西亚，德里和罗那…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没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动。我住过的所有旅馆不仅“正常”、“面”而且特别舒适，只是缺少黄油和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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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英国旅游者的德，他们不相信漂亮旅馆的外面还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们能为阿索尔伯爵夫人找到些许黄油。

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这特殊的不安源自谣言的变化多端、报纸的新闻审查、武装人员的频繁光顾。由于英国并不存在当时这气氛的基本条件，因此很难轻易加以表述。在英国，也无法凭空想象什么叫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轻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矿工，我并不介意让老板知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充当欧洲政治传声筒的“优秀党员”仍然少见“消灭”或“清除”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观念还没有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罗那，它却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着局面，因此每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然都在劫难逃。然而，人人都担心的事情——发生一场新的巷战，毕竟没有发生。假如发生的话，像以前一样，所有责任也都将会加到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上。我时刻警惕第一声枪响。城里好象到都是坏消息，人人都十分关注，并在议论纷纷。奇怪的是，每个人所说的话竟会那样相似：“这里的气氛太可怕了，就像了神病押。”但也许并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国游客在西班牙各地走观，从旅馆到旅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大气候有什么异样。我注意到（《星期天快报》，1937年10月17日）阿索尔伯爵夫人写：

总医院的医生告诉我我已无需继续治疗，但为了拿到遣散证明，我不得不到前线附近的一个医院去拿医疗证明，然后到谢塔莫的统工党民兵总在遣散证明上加盖印章。那时，柯普刚刚兴采烈地从前线回来，他刚参加了战斗，并预言韦斯卡最终会被攻克。政府动用大量的飞机，并从德里前线运来军队，在那里集结了三万人。我前面看到过的那些意大利人从塔拉戈纳抵达前线，并对杰卡要发动攻，但已伤亡惨重，并损失了两辆坦克，然而，柯普说，那个城镇注定要陷落。（啊！它没有被攻陷，攻混不堪——只是引发报纸上的一派胡言而已。）同时，柯普得去西亚与作战的人见面。他有一封负责指挥东线队的波萨斯将军写的信——一封平平常常的信，把柯普说成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推荐他到工程一个特殊岗位任职（柯普已经是一名民用工程师了）。就在我去谢塔莫的当天，他去了西亚——这一天是6月15日。

那时我住在莫兰疗养院，它是由统工党经营的疗养院之一，坐落在提比达波（Tibida波）郊区。提比达波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山脉，在罗那后面突兀耸，传说撒旦正是在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国家指给耶稣卡的（这座山由此得名）。这些房屋以前属于一些富裕的资本家，在革命时期被占领。那里的大多数人要么是从前线刚送下来的伤兵，要么是因截肢而终残废的伤员。那里也有另外几名英国人：威廉姆斯的一条受伤了；十八岁的斯塔福德？科特曼因怀疑得了肺结而从战壕送了回来；阿瑟？克林顿的左臂骨折，仍然扎着绷带吊在一绰号叫“飞机”的仪上，西班牙医院正使用这类仪。我妻仍旧住在大陆饭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罗那。早上，我往往到总医院去对我的胳膊行电疗，电疗时有一奇特的觉——一针刺般的电使全的肌来去——不过，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渐有所减轻。我们俩决定最好尽快回到英国。我的极度虚弱，无法说话，看起来是永远也不能讲话了，医生告诉我几个月之内还不适合去作战。我迟早得去挣钱，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好象没有多大意义。但我主要还是于自私的目的，我最烈的愿望是彻底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围，远离到都是武装人员的街，远离空袭、战壕、机枪、刺耳的有轨电车、不加的茶、油制品和香烟短缺——远离我所知的与西班牙相关的几乎每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