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和国籍的外国人，都只是支持敌人的叛徒。这种蓄意编造的故事，通过海报等各种方式在西班牙各地广泛传播，并在许多国外共产党人或支持者的新闻媒体上再三出现。如果我这些都搜集起来，恐怕仅引语就会塞满好几本书。

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抨击：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叛徒、谋杀犯、胆小鬼、间谍等等。我承认这令人不快，特别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捏造了这些罪名。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包裹着的毯子中露出惨白的脸，再想到伦敦和巴黎那些圆滑世故的人正在写小册子证明这个男孩是一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实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战争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动战争的那些宣传、叫嚣、谎言和仇恨，全都出自从来不上前线作战的那些人之口。我在前线认识的加联社党民兵，我从国际纵队那里认识的观测的人，他们从没认为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叛徒，只有远在后方的新闻记者才会对许多事情信口雌黄、妄加评论。那些人写小册子反对我们，以及在报纸上辱骂我们的人，远离枪林弹雨、泥泞沼泽的战场何止数百英里，大多悠闲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来到巴伦西亚的报馆里侃大山。除了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诽谤外，所有常习的战争材料、英雄故事和敌意的污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从不参加战斗，或战斗一旦打响就狂逃百里的人编造完成的。这场战争最阴暗的影响之一，就是让我认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在每一个方向都和右翼的一样弄虚作假、虚伪透顶。[1]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们这一边，即政府这一边，这场战争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战争的宣传却让你永远无法弄清其本质。战争刚一开始，左翼和右翼的报纸就仿佛同时跳入同一个相互辱骂的污水坑之中。我们都记得，《每日邮报》的海报说“左派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报》说佛朗哥的外国军团是由杀人犯、白奴贩子、瘾君子、欧洲各国的人渣组成。直到1937年10月，《新政治家》还说法西斯分子用活蹦乱跳的儿童筑成路障（这样的路障材料可真不是随手可取的），阿瑟？布赖恩特先生宣称，在忠诚的西班牙人中，要“锯掉一名保守商人的腿”是“一件平常事”写这种文字的人从不参加战斗，可能他们以为写作已经足以替代战斗。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是如此，战士打仗，记者叫唤；除了短暂的宣传旅行外，自诩真正的爱国者从不在前线的战壕里停留。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局面，这倒有时让我感到快慰无比。在下一次大战来临时，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史无前例的景象：一名弹片穿身的沙文主义者。

——————

[1]我把《曼彻斯特卫报》作为一个例外来看待。在与本书有关的工作中，我查阅了许多英文报纸的档案。在我们的大报中，《曼彻斯特卫报》是唯一让我对它的诚实倍加敬仰的报纸。

——————

在新闻记者看来，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一样喧嚣纷争。仅存的差别，是记者并不会对敌人进行最恶毒的咒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是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开始相互发动更厉害的文攻，而且远远超过对付法西斯主义者的激烈程度。不过，那时我并未让自己太过当真。这种党派间的长期争斗确实让人厌烦，但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的激烈争吵而已。我不相信这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相信双方的政策差异真的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我认为，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尽管反对革命向前发展，却无力把革命拉回来。

对于这一点，我有充分的理由。在这期间我一直待在前线，前线的社会政治气氛没有发生变化。在我一月处理开巴塞罗那到前线、直到四月底离开前线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也许持续到更晚一些时候——阿拉贡一带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控制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下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革命氛围一如我最初了解的那样。将军和士兵、农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个人都拿同样的薪金，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称别人为“你”和“同志”没有老板，没有仆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律师，没有神职人员，没有卑躬屈膝，没有脱帽致敬。我呼吸着平等的空气，我甚至简单地以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只是碰巧置身于西班牙工人阶级最革命的队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