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战前那若有若无的飘落离之——旧通已关闭，新途径尚未开启——又充斥着奥威尔的生活。他离开了戈兰茨——

也许奥威尔想过，以后的生活这样度过：一年写一本书，守护着沃林顿的小农场，守护着艾琳。但几个月的生活已经让他吃到了苦。他本来健康状况就不太好，还未从战壕的艰苦生活中恢复过来，现在条件如此恶劣，自然如同雪上加霜。呈现在分因病而退役的奥威尔面前的是沃林顿的刺骨萧瑟的冬天。1938年初雷纳·赫彭斯托尔造访了他的住。那里与世隔绝，一派衰败的景象。在雷纳·赫彭斯托尔的中，这“算不上一个好的庄园”相邻的村也是“荒芜凄凉”臭气熏天的棚里养的两只山羊似乎是奥威尔畜牧业全的经营范围。路对过是狭长的一片菜地，是他和奥威尔共同开挖来的。赫彭斯托尔注意到，尽天气严寒，也没有气，但奥威尔夫妇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尽奥威尔的书已完成，预计天版，但去年的事情仍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久久难以忘怀。他曾为亚瑟·柯斯特勒的《西班牙自白》写过评论。柯斯特勒在西班牙是《新闻编年史》的记者，在拉加陷落后曾没经任何审判被投监狱之中。此外，奥威尔还曾为《时代与》读者咨询。一位读者询问为何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对西班牙的冲突著书提看法观，奥威尔如数家珍倒自己在《新政治家》手下的遭遇。不过，倒是没有什么机密——《新政治家》被他以“一家有名的周刊”一笔带过——卷是非争端的人都不知晓奥威尔到底把矛指向了谁。这封信使得雷蒙德·莫默到很恼火，但他表面上却彬彬有礼（他的回复是“你所说的并不是十分真实的”），他本没让编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后来，雷蒙德被告知奥威尔这样是经过政策的审查的，他这才于礼貌向奥威尔表示了歉意。尽奥威尔并没有因此而与其一刀两断，而且以后又为该报写过两三次的评论，但递给他的这束橄榄枝他却婉言谢绝了。他对雷蒙德说：“我认为《新政治家》应该为它片面的观而受到应有的责备，我想你不能责备我。”他和雷蒙德关系一直很好。后来，他同金斯利·丁见面时，也许又谈论此事，而丁一直称这是“一场误会”但奥威尔绝无原谅之意。

队员，长期在外狼，是个令人生厌的家伙。在奥威尔逃离罗那的时候，他还逍遥在那里，但那时他已脱离了政党。他曾被短期关在监狱里，不过倒并不是因为政治异端，而是因为他从教堂窃画的偷盗行为。回到敦，他曾在九月初去过独立工党的办公室。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还领取了发给从西班牙归来的退伍军人的补贴。一个星期后，《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份来自罗那的谴责统一工党作为法西斯第五纵队的声明，作者姓名为“F。A。弗兰克福特”日期为三星期前。指控如下：统一工党与民主主义者之间表现“公开的友善行为”；在阿勒库比雷一次一辆轻型机动车夜晚越过法西斯战线时，考普分遣队的哨兵却置若罔闻。弗兰克福特到散布弥天大谎到底于什么动机，无人知晓。恶意中伤肯定有之。后来他对奥威尔的言语的狂轰滥炸完全于个人的情绪。当然，他的政治信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奥威尔发表在9月24日的《新领导者》反驳中的潜台词却只集中弗兰克福特的个人的德品质上。这份驳辞得到了所有能联系到的有关人员的签名。弗兰克福特曾表明“统一工党似乎很愿意将我剔除去”其实，不辞而别就离开阵线，没有被枪毙，他应该算是幸运的。奥威尔推断，这份声明是由罗那的一位记者草拟，弗兰克福特为了“保全自己小命”在上面签了字。不事实真相如何，显然，弗兰克福特是一个为非作歹的无赖，如同苍蝇一般，哪里有腐，就飞到哪里。他对奥威尔的一切评价不值得认真看待。多年后，在与安东尼·鲍威尔通信中，他曾声称他遭到枪击时，一直在同奥威尔谈话。但这似乎不可能的。那时，与奥威尔在一起的是来自国的民兵托洛茨·米尔顿。

沃林顿的秋天在消逝，《向卡德罗尼亚致敬》也初稿渐成。随着佛朗哥的军队缓慢却残酷地共和国的领土，奥威尔逐渐地意识到了共和国最终的命运，他过去原有的情消退了。他曾于10月份在索思伍德镇向康诺利谈起他一直过着“很有趣的生活”但目睹着战争以后的情景，他到悲伤得“心都快碎了”（在西班牙时，康诺利曾一直想看望奥威尔，但一直未能成行，他所到的最远不过是弗雷加）。奥威尔手拮据，但近18个月的经历至少为他提供了一块可供他耕耘的文学田地。他继续写着关于西班牙的书评，并开始不时地写一些越来越平常的反映英国经济萧条时期的报。例如，《时代与》的秋季摘要中，包括詹姆斯·汉利的《灰孩童》，沃尔·汉宁顿的全国失业劳工运动的《贫困地区问题》，还有关于宪章运动的历史。12月初他曾向穆尔讲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草稿已完成。他还提到一小说，内容是“一个男人度假，力图暂时逃避来自社会来自个人的责任”这是他第一次提到小说《游上来气》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