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家曼彻斯特的百货公司辞退后才开始写作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几乎每个萧条的地区都有几个有思想的来自工人阶级的作家：利物浦的詹姆斯·汉高，达拉谟的哈里·赫斯洛普和J。C。格兰特，诺丁汉郡的沃尔特·布里尔利（经典性题目为《经济调查人》的作者）和F。C。博登。举例来说，赫斯洛普的《最后的牢笼》，描绘了泰恩河畔因为无序和大规模的失业造成的荒芜：“没有造一只战船，没有启动一台起重机，没有一个人做工，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作为一个小规模的接受这种人才的杂志——《阿黛菲》是“无产阶级文学”突出的支持者——奥威尔觉察到这种现象并评论了一些同这种现象有联系的书籍。正如他在对弗雷德·鲍恩所著的《摇摆的石匠》评论中所说：“大众教育鼓舞人心的成效之一就是，在很短的间隔内，站在真正的工人阶级立场上的书籍开始出现了。”

他们在中产阶级报道文学的澎湃的潮水中坚持着，以J。B。普里斯特利的畅销书《英国之旅》（1934）为典型代表。在普里斯特利之后，英国北部的特伦特几乎被寻求模仿的伦敦文人挤满。其中之一的著名的访问者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他几乎是同奥威尔在同一时期启程去诺丁汉郡煤田的。在那里，他下煤矿，并访问了好几个失业率很高的地区。南下后奥威尔读了休·马辛厄姆的《我摘下领带》（1936），并且非常喜欢这本书。在书中，作者是在伦敦东区收房租的人。同马辛厄姆在白教堂的出现一样，源自这些短途旅行的书籍和报道都受到了置疑。奥威尔同希尔顿的关系也因如此让他非常的不舒服。尽管希尔顿建议奥威尔去维根，他同时对结果的要求也非常严厉。“乔治去了维根，”他晚些时候评论道“但是，有可能他还待在家中。他只是在浪费钱、精力，写一些蠢话。…愚蠢的读者啊，不能把以艺术的形式完成的作品和穷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只是获得了一种不需要调配的颜色。”奥威尔与希尔顿的信件——在战后被希尔顿毁掉——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引起注意的并非是奥威尔的动机，而应该强调的是，所有去北方的旅行、工人阶级的冒险经历，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应该强调的是，奥威尔是在无论怎样都抹不去的对抗中需要表明自己的明确的立场，需要去战斗的。

奥威尔要面对这些事情，在彭宁山脉的8个星期的旅行中需要，在《通向维根堤之路》发表后也需要。带着里斯给他的通讯录，他在曼彻斯特的寄宿地方呆了一天，然后同一对叫做米德的夫妻一同上路，丈夫是龙赛地区的工会官员。奥威尔马上就注意到左翼意识形态进入了北方居民的人家。这对夫妻称呼他为“同志”尽管米德太太对此表示出“明白地不舒服”米德夫妻给了他一个叫做杰尔·凯南的人的地址。这个人是一个电工，工党活跃分子，住在维根，可以带他参观龙赛地区。奥威尔在星期六下午到了凯南的家；他“高高的个头，背着法兰绒背包，穿着浅黄褐色的夹克和橡胶雨衣。”在凯南的陪伴下，他被带到全国失业工人运动中心——每个人都热切渴望得到帮助，他注意到“但是我不能要求他们平等地对待我”——他在沃灵顿巷72号的霍恩比家住了下来。这是奥威尔第一次与这样的工人阶级的家庭接触，在《通向维根堤之路》中他所创造的气氛出自这里。和霍恩比先生——一个失业在家的矿工，并患了一般工人都有的疾病：眼球震颤——他的妻子，10几岁的儿子，侄子，在这个小家里住着3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