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文学上的虚构成分？对此，撰写回忆威尔克斯夫妇文章的作者们后来承认，他们受到了偏见暗示的影响。康诺利把自己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经历写进了《诺言的敌人》(1938)，收到了威尔克斯夫人“无限自责”的一封信。在自己的父母亲去世后，康诺利又读了一遍父母给他的信，开始体会到威尔克斯夫妇为他所作的种种努力。已是成年人的康诺利认识到，他所讽刺的事情仅仅是他夸大其词的狂热性体现。1967年，为了表达自己对亡者的弥补心情，康诺利出席了很少人参加的威尔克斯夫人的葬礼。没有一个人与他交谈。康诺利的最后定论是“如果历史能原谅被人打扰的话，那么，历史将如实告诉我们，威尔克斯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劳尽职的人，尽管他缺乏想像力；威尔克斯夫人使用了太多的体罚和精神上的恐吓，有时候还把自己的怒气撒在孩子们的身上，然而，她是一位热心肠的人、一位激发学生前进的教师。”康诺利一直无法不说圣西普里安学校有着伏都教的本质，他报道说，他听到一些原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学生要求他们的孩子们在驾车经过该校时，要向现已荒芜废弃的运动场挥舞拳头(奥威尔听到的谣传是真的，1939年，该校毁于一场大火)。

不管奥威尔对圣西普里安学校有何看法，他和康诺利都是获威尔克斯夫妇奖学金的两名学生，也是获得私立公学奖学金的首要人选。12岁的时候，在教育的阶梯上下一步走向哪儿仍然是悬而未决。杰辛莎·巴迪康姆记得，某天黄昏时分，在花园里，文明用语先生匆匆赶来，提醒他儿子把学校布置作品的答案寄出去。他们返回亨利镇(文明用语先生任当地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秘书)。后来，在1915年，他们搬到圣马克大街36号的一间更小的、半连体的房子里。没有一个同学来过这儿，埃里克自己也不来，虽然这里能使他想起好朋友来。在当地一位贵族(文明用语先生在高尔夫球俱乐部见过他一面)的赞助下，学生们的课外活动发展成圣诞节期间演出童话剧。据一位演员回忆说，埃里克演得很差劲，主要是过于腼腆。

1915年，埃里克获得学校英语竞赛奖，感受到成功的压力更重了。他在《如此欢乐》一文中所说的话很可能是事实的真相：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哪一个时期比威尔克斯夫妇激励他时会令他更加勤奋读书，他的最后一学年的成绩单上全部是优等。1916年2月，他与康诺利因获奖学金而一道被派往惠灵顿公学。(康诺利根本不喜欢惠灵顿公学：一群身着蓝色制服的学生在死气沉沉的灰砖瓦墙里喧嚣闹腾，惠灵顿人和杜鹃花都是班格肖特沙地上不结果的东西。)接下去是两天半的考试以及在伊顿的面试，奥威尔获第13名，因为立刻发放奖金的人数是前12名，他必须等候前12名的人中有放弃的空缺才行。他又回到圣西普里安学校，获拉丁语和希腊语奖。6月，参加了哈罗历史考试。在年终校外考官的报告单上，他和康诺利是该校无可争辩的学生明星，康诺利英语考第一，奥威尔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更好。奥威尔的名字第二次出现在报纸上，是因为学校接受了一项任务，要写一首诗来纪念刚刚去世的基钦纳勋爵［LordKitchener(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击败苏丹，文明用语南非布尔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陆军大臣，因所乘巡洋舰触雷沉没而溺死——译者注］。根据康诺利所说，奥威尔亲自把诗稿送至《亨利和南牛津郡标准报》报社，该报在7月21日发表了这首诗。这是一首传统的缅怀诗，不会引起研究奥威尔的学者们的兴趣。诗的标题是《流狼者之歌》，而当地流狼者的统计数字也刊登在同一版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