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灵床边上的朋友们似乎有着深刻的影响。狄更斯或许是一位深入到国民潜意识中去的作家，与之相比，奥威尔的情况与他极为相似。狄更斯几段最脍炙人口的对话都是未曾读过他一行字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再与狄更斯相比较，不可思议的是，人们是通过第二手资料知道奥威尔的：是呀，一切生物生来平等，但是，有的生物比其他的生物更加适合生存；老大哥［BigBrother，奥威尔讽刺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译者注］正瞧着你呢；走进101室，你一定会遭遇到巨大的恐怖。

业已证实，经历认同过程中的喧哗文明用语动之后，全民的生活在狭窄的范围内被集中到一个区域。印证了奥威尔思想的这种情况是在祝贺彼德·戴维森出版的于1998年上市的《奥威尔全集》，这是媒体反应的一件大事。媒体反应更为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不必大惊小怪，奥威尔是无处不在：顾问、导师、积极精神、意识。正如一位评论家随时准备猛烈抨击“同性恋左派”和建议在去阿富汗打仗的英国士兵的背包里都放入一本奥威尔著作一样，有的人会发泄自己的悲观情绪，他们看到的是战争不可逃脱的道德后果。所有这一切似乎是我们与半个多世纪前在医院的病床上那位临终前形容枯槁的人之间的巨大距离，然而，叫人心驰神往的是，或许奥威尔那时已经洞察到了。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认为，在奥威尔逝世后的那周里，要区分现实与神话是极度困难的。53年后，这种区分就更难了。然而，正是现代人对奥威尔的专注才使得我们能够看清那张奇特、灰白而忧郁的脸是如何不屈不挠地凝视着时间、才使得我们能够证明他思想之由来；我们不但要建立起关于他以及他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全部档案，还要建立起关于我们的事情他能对我们说些什么的资料。

奥威尔传记的历史一波三折。奥威尔在遗嘱中要求不要为他写传记。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费了多年的时间严格遵照其丈夫的吩咐去做，坚决反对越来越多的、错综复杂的不同意见。在奥威尔逝世几年后，最早严肃认真研究奥威尔著作的人是劳伦斯·布兰德(他是在英国广播公司认识奥威尔的)和约翰·阿特金斯。20世纪50年代晚期，回忆奥威尔的文章已经广有市场。保罗·波茨的传记文章《自行车上的堂吉珂德》刊登在1957年的“伦敦杂志”上。4年后，出现了理查德·里斯的全面展开研究的长文《逃离胜利营的亡命者》，其时还有奥威尔妹妹阿弗丽尔的无线电广播《我的哥哥乔治·奥威尔》。索尼亚对付这股高涨兴趣潮流的反应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她着手与伦敦大学图书馆的代表伊恩·安格斯协作，最终编成4卷《新闻报道、书信、论文集》，于1968年由塞克和沃博出版公司出版。另一方面，她指定奥威尔40年代的密友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为正式的传记作者。现在似乎清清楚楚，马格里奇对于恩赐的回报是恣意糟蹋。我们可以想像到，索尼亚原来认为马格里奇是一位全职的编辑、电视主持人和善辩者，是能担当此任的。不料，马格里奇本人发现，全方位的传记要求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准备性的研究资料至今还被保存着，没有证据表明他作过任何认真的完成书稿的努力。不管怎样，索尼亚的意图是编4卷本的、厚达1500页的奥威尔作品选，成为他的纪念碑。至于真正传记式的纪念碑嘛，倒也有对此事感兴趣的人在干着。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亚伯拉罕合著《陌生的奥威尔》，此书虽未得到索尼亚的赞同和支持，却展示出经过大量煞费苦心的研究之后的硕果，自1972年出版后，广受欢迎。西里尔·康诺利读后深受感动，大声宣布说，他和奥威尔相处的岁月被“描述得丝丝入扣，入木三分，以至我常常被骗认为，作者当时在场”正是这种情况明显地决定了索尼亚必须指定一位新的“正式的”传记作者，而且要确信，这位新人最终会写出一部传记。索尼亚读过伯纳德·克里克写的文章，而且印象深刻，所以，她采纳了伯克贝克的意见，指定伯纳德·克里克先生。《乔治·奥威尔传》在1980年底正式出版。索尼亚活得很久，读到了书中的描述时，她或许会认真思索：是否已经在记忆中把故世的丈夫忘得干干净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