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怪你。我只希望在这一年里我们安安静静地过生活。”我相信她会懂得“安安静静”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还可以提前嘛，甚至明天去提也可以。”

我很平静地回答了一句，跨上光背，就向厩跑去了。

也许是这样！

现在，她又给我鞋，一针针地纳着鞋底。她说忙，指的就是这件活。

“那你就别怪我！”她说。我懂得她这话的意思。

然而，我倒于心不忍了。何必拖着她呢？

“到大医院去。”她的声音好象离我很远。“要不，找走江湖的郎中。”

“你惯了我可不惯！”她迫我把厚厚的帆布工作服脱下来“你上一汗气，走到人跟前都呛鼻！尽看人家：人家去死，你也去死？！”

可是今天播的很对：是熄灯号。

“香久，”我在炕上躺了一会儿，睛看着棚说“你怕刚结婚就离婚，名誉上不好听，那么我们安安静静地过上一年吧，到明年，你去提我去提都可以。我们好合好散。理由嘛，就说我们情不合。要不，就说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生活习惯怎么也搞不到一块儿。你看怎么样？”

“现在医院哪有看这病的？只有人工产，结扎…”

她不回答我。屋里只有嘶啦嘶啦纳鞋底的声音。

“你也是读书人呀。”我说“上过初中，你应该是懂得理的、知利害关系的。并且，你不是也注意名誉的吗？”

一只大甲虫砰地撞在玻璃上，想来扑灯火，却仰面朝天地落在窗台底下，嗡嗡地直叫。

“笑话！”我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到大医院要证明，别说场不给我开这样的证明，就是开了。医院一看我这样的分，又是看这病，连号都不会让我挂。江湖郎中？现在哪儿有江湖郎中？早让人家当‘资本主义尾’割掉了！”

一个！”

自此以后，她就开始用这既象是关心，又象是埋怨的气跟我说话。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但这毕竟比单纯的埋怨听起来要舒服一。在此之前，她可是一直用埋怨和讥讽的语气跟我说话的。

时间在黑暗中逝，生命也就随着消。窗台下面的大甲虫还在嗡嗡地叫，始终没有翻过来。也许它永远翻不过来了，但它仍要不懈地翻。一会儿，甲虫的嗡嗡声和我耳鼓里面的血动声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哪是甲虫的声音，哪是我血动的声音。于是我觉得我似乎就是那只甲虫。我的背麻木了；我到疲倦；我的四肢很沉重…而在我朦朦胧胧快睡的时候，她却忽然说起话来：

“扯淡！”她说“我可没觉着跟你情合不来。啥南方人，北方人？！你都劳改那么多次了，还有啥南方人的习？你是面条吃不来，还是饼吃不来？只怕给你一把糠你还觉得赛糖哩！我有啥北方人的习？只要好，我啥都可以随着人…”

“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嘛。我听说，这病是能治的。”

我清醒了以后，我蓦地发现我内心里早已滋生了不能跟她再继续生活的念。我断然地拒绝了使我可能好转的一切机会；我要把这沟挖得更一些，使我和她之间的地壳开裂。

我终于清楚了这声音是她说的话。我使劲地把我的神找回来。把神经调整了一下。为了表示心平气和，我又无可奈何地笑了一声。

“算了，算了！”她烦躁起来。“我说不过你。你们读书人肚里就是多！”

又沉默了很长时间。是的，黑暗中说话最真切，我想。一切都是在黑暗中产生的；黑暗中的一切都是真的。黑暗真是一个奇妙的境界：在黑暗中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说。不是假话害怕光，而是真话害怕光，多么“特殊的状态”！

“可是我就是好不了了！”我赶快表示自己的绝望。

并且，她洗衣裳也洗得勤了，有时我甚至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我过单生活过惯了，”我说“衣裳脏一没有关系，你看人家，比我还脏！”

这个女人是真正的妇！我憋着一肚怒气这样想，她把我的忍让当成孱弱，利用我作为掩护来胡搞，现在死缠着我不放，并且还要一直缠下去…

同时，不论我吃多少，她再也不说“咱们的定量可不够了”这类威胁的话。

她动作麻利地将一大截麻绳绕在鞋底上。转拿起帚沙沙地把褥扫净，还没有躺下，就啪地把灯拉灭了。

广播喇叭里响了熄灯号——十了。这是“全国学习解放军”以后的新气象。即使在这个荒僻的小村庄，作息制度也一律由军号来指挥。军号是录在唱片上的：起床号、工号、收工号、熄灯号…场广播的小姑娘搞不清楚，经常在工时播收工号，收工时播起床号。

“你别讽刺我好不好？！”她发火了，但火气并不是十分足。“要提你去提！我是不去。反正结婚报告也是你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