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过完了。渠坝上的轻尘缓缓落下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小组已经到了田边，在王队长的促下准备脱鞋下田。田组员扔完了黄瓜西红柿，似乎尚未尽兴，脸上还挂着顽的笑容。本来应该哭的，然而却是笑，这究竟是人的弱还是人的？忽然，一个田组员又指着北边。回兴地喊：

“！接着。”

了暗的心理。

随后，田人员又纷纷把昨天没吃完的西红柿黄瓜扔到渠上。扔的人和接的人都兴采烈地，象国橄榄球队的队员。逐渐消散的晨雾中漾着一片富有染力的笑声。有人以为劳改犯人一天到晚垂丧气。不！那样怎么能熬过漫长的刑期？总得找什么事来乐一下。队伍有起来。而警卫人员只是喊：“快！快跟上！”对笑着的人，他们怎么能用枪托去捣？或许，他们也怀疑这些人是真正有罪的吧。

“还有！”

是的，是女队。

田组员们肃穆地站在土丘上，没有嘲笑，没有优越，个个神黯然地瞧着走过去的队伍。不是在队伍里，而是在队伍外，我们才到压抑，到自己命运的凄惨。这是怎么搞的？我们不是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屋来看“大队”的么？是的。但是我们却会不到庄上的老乡来看劳改犯的心情。他们在旁边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在旁边看到的却是我们自己。而这个黑的团还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它一旦吞噬了你，你就会完全于其中，失去你自己。

“是女队！”

但是，在远，你本看不他们是女人。把喂得撑死的犯人大概是凭嗅觉闻来的吧。她们的囚衣也是黑的，发一律剪得很短。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刚被押劳改队的时候，在谷场上劳动，远远地我还能分得清男女，因为那时候还允许女犯扎辫。一九六六年以后，外面的“破四旧”风也突然刮了劳改队，一夜之间，不老少，女犯的辫全刮得光。菜地有个女自由犯，是个六十多岁的大神的神婆，也被剪去了只剩几白发的发髻，判她七年她没有怨言，还谢政府给她的恩典：“去我要给主席老人家烧香哩！”但剪她发髻的时候却号啕大哭，声嘶力竭地喊：“造孽啊！造孽啊！革命革到我的焦上来罗！”还用大神时哼的调唱着一稀奇古怪的歌，谁也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一个月后她死了。是我这个大组长带着四个男犯去给她殓的。那天，我们跟在面孔沉的王队长后面跨女犯的号，在一群索索发抖的女犯面前抬起了这个神婆。那四个男犯没有抬稳，门板一摇一晃，盖在她脸上的一张报纸忽搧忽搧地飘落在泥地上。我看见她瘪的失神的睛朝着天怒目而视。我用指和中指去掌她的睑，但想不到这个已经变成一枯朽的木柴的神婆，居然还保持着弹。我把她睑掌下来，它又象蜗的一样慢慢地收缩去：“你啥？为啥叫我闭着睛？我就要睁得大大的！”在死人旁边，严酷的死亡，人人都猜不透的永恒的谜，抑制了我的好奇，我没有敢斜去看女犯和女犯的号，虽说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参观的机会。只是在神婆又睁开睛时听见一群女人的惊叫和女人的泣，还有几下叮叮咣咣的金属磕碰声，不知是哪个女犯吓

把喂得撑死的犯人伸长脖看了看，狡黠地笑着说：

土丘上有人向渠坝上扔去一支燃的烟卷。警卫人员向我们瞥了一，并没有涉。渠坝上走着的一个劳改犯急忙拣起来，对着嘴贪婪地呼呼了两，又象接力似的传给其他人。虽然都发给我们零钱，但大队的人买东西没有自由犯方便。

要想看清自己的面目必须和镜拉开一定距离。

多么象一个队的战友啊，我想。但这支队的敌人是谁？不知！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尽这些人早被判定为“阶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