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放牧员问他：“人说你是右派，啥叫右派？”他羞愧地低下，讷讷地说：“右派…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阵说了实话的人。”七队的放牧员说“那一年，整的是读书人。”七队的放牧员是个心直快的汉，平时开玩笑，人们都叫他“郭蹁”

“下辈劳动有啥不好？”老放牧员郑重地说“离了劳动，人都活不成，当官的当不成，念书的也念不成…”

在长期的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行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地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退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折断了。那在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虚幻起来，只有现在这一切才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人们也早已忘掉了他的过去，只是到了狂阶段，才有人想起他还是个右派，需要把他拉来示众一番。可是，这时几个队的放牧员聚在窝棚里经过一番商量，一咬定坡下的草情不好，跟场招呼了一声，唿啦一下把牲都赶到山坡上去。他当然得跟着去，因为没有一个革命群众愿意放弃革命，来替他这个好几个月不能回家的差使。放牧员们帮他把简单的行李往背上一搭，骑上，晃悠晃悠地离开了闹腾腾的是非之地。上了大路，放牧员们快地叫喊着：“去啵！咱们上山去，

各队放牧员只有在这时候才能聚在一起，为他们避雨而设的窝棚，在草杨上就像一叶扁舟似的停泊在白蒙蒙的雨雾中。窝棚里凉，弥漫着劣质烟草的青烟。他听着放牧员们诙谐的对话和野的戏谑，惊奇他们并没有他那么复杂的情，和对劳动、对生活的那些的新验。原来他们本来就是朴实的，单纯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始终抱着愉快的满足。他开始羡慕他们。

在正午的光下，远方，云影在山脚下缓缓地移动；沼泽里，一叫“”的鸟也到了炎，开始用嘴对着芦咕咕地鸣叫。这里，不仅有风草低见羊的苍茫，而且有青山绿的纤丽。祖国，这样一个象的概念，会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她全瑰丽的形。他到了满足：生活，毕竟是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有时，阵雨会向草场扑来，它先在山坡上垂下透明的、像黑纱织成的帷幕一样的雨脚，把灿烂的光变成悦目的金黄，洒在广阔的草原上。然后，雨脚慢慢地随风飘拂，向山坡下移动过来。不一会儿，豆大的雨就斜下来了，整个草原就像腾起一阵白蒙蒙的烟雾。在这之前，他必须把放牧的群赶到林带里去。他骑在上，拿着长鞭，敞开像翅膀一样的衣襟，迎着雨风，在群周围奔驰，叱呵和指挥离群的儿。于是，他会到自己躯里充满着腾腾的力量，他不是渺小的和无用的；在和风、和雨、和集结起来的蚊蚋的搏斗中，他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一样，在群中转来转去，溅起闪着银光的。每在这个时候，他就要拿起长鞭，严厉地吆喝几声。于是，所有的都会竖起耳朵，并向七号投去责怪的光。七号也安静下来，像一个受了呵斥的小学生似的，站在到膝的沼泽里，掀起嘴，无聊地锉着长长的门牙。这时，他会到他不是生活在一群牲中间，而是像童话里的王，在他边的是一群通灵的神。

这简短的、朴拙的、断断续续的话语，经常会像阵雨过后的彩虹一样，在他心上激起一好的情，使他渴望回到平凡的质朴中去，像他们一样获得那愉快的满足。

“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了。”老放牧员着烟锅，沉思地说“话可说回来，还是劳动好，别当。我快七十的人了，不、耳不聋、腰不弯，吃炒豆嘎嘣嘎嘣的…”“所以你下辈还得劳动！”“郭蹁”笑着打断他的话。